主客体关系的嬗变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主客体关系与生态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必然会带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主要是一种一体关系,人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生态伦理思想是潜在的、自发的。近现代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取代了古代文化中主客一体直觉体悟式的原始思维方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共在、融合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处于缺失状态。当代生态文化中,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文化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觉醒与自觉。     

中西方悲剧差异刍议

中西方悲剧的差异表现在:写作题材不同,在表现由人与自然的悲剧性冲突时,“自然”在中国表现为“自然界”,在西方则表现为“自然规律”;在表现由人与自我的悲剧性冲突时,西方明显比中国丰富、成熟。创作手法不同,中国惯于“悲中带喜”,西方擅长“一悲到底”。创作目的不同,中国侧重伦理教化目的,西方倾向批判现实的目的。     

解构：“发现性语境”下的介入

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发现性语境”时期研究的分析,指出其典型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和中国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非逻辑性认知：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第一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缺乏分析性认知;第二,体现在“文化背景”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对“中西方文化关系”非逻辑认知,第一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错位认知;第二,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缺乏认知。并提出,“发现性语境”的“不可分析性与非逻辑性”特质,使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第一时期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呈解构与被解构的关系。     

中国：现代化呼唤传统文化精神回归─—兼论中、西文化交融之前景

解决目前我国经济与文化、特别是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必须寻找理论基础，这就要深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本文认为“社会存在、意识”两层次结构不能准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现实生活、文化精神、社会存在样态、思想观念”四层次结构，作为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由此出发，阐明中、西文化精神在根本上不同。西方文，化精神是“执”，中国文化精神是“无执”。文化精神不同之根基在于现生活。现实生活之“生活态度”分析为“理论态度、实践态度、审美态度”三重结构。现代中、西生活态度之区别主要在道德领域。在这个领域，西方人一贯取实践态度，中国人则取审美态度。中、西文化精神之融合取决于生活态度达到一致，即在道德上或西方人取审美态度、或中国人取实践态度，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中西自然观的比较

中西方自然观的差异是中西方文化基本差异的重要表现。本文对中西方自然观的基本内容及由自然观差异所导致的中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结果进行了比较 ,同时也对中西方自然观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思考。     

信息高速公路与中西文化整合

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宇宙观等方面存在差异,历史上“中学西渐”、“西学东渐”,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就是这种差异的反映。从文化整合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角度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中西方文化整合及我国科技创新将产生积极影响。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刍议

世界文化的划分因其角度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其中较为直接的一种划分是将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这是因为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东方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属于罪感文化。究其原因,这两种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东方耻感文化根源于儒家思想而西方罪感文化根源于基督教之“原罪说”。     

论中西诗学中自然美观念的差异性

中西方自然美观念的产生都源于人的觉醒,但不同的文化环境使中西方在对待自然审美上出现众多差异,"比德说"和"移情说"就是代表之一。这种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上,呈现出西方重外省、中国重内省,西方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分离较多、中国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合一较多的特点。     

易学中自然界地位及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

对待自然界,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认为:“自然或世界,是被造出来的,是命令之产物。”(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159—160页)东方世界认为:人是自然社会的一部分,用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界,把人的命运放在自然界的运动里。中国神话已经有了这种理性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天塌之下的女娲,首先想到的是补天,保持这个自然体系。夸父、精卫敢于与天地较量,表现出极大的征服精神,但他们的命运是悲壮的。对     

试论中西方美学价值精神的互补与交融

中西方美学分属于两个风格迥异的文化系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精神.本文以文化的价值悖论和美学发展中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运动为基点,分析中西方美学的价值精神、思维模式和历史发展,指出中西方美学的发展在于其价值精神的互补与交融,进而实现中西方审美文化的超越.     

中西遗产差异的文化背景思考——基于德尔德的《遗产及其文化边界》

比利时学者威勒姆·德尔德《遗产及其文化边界:基于中国例证对西方范式的挑战》一文,从质疑许多遗产公约的全球有效性入手,指出国际遗产文件的“理论框架无法领会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还鲜明地指出,中西方①对待遗产的不同态度根本性地源于内因(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非外因(如经济发展).缘此内因,文章进一步将其引申为,中西方对待遗产的态度差异虽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处理,但内在地源于不同的思维模式、价值来源和哲学本体论.文化差异是了解中西方遗产态度差异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西方“朋友”观的比较研究

"朋友"是中西方共有的"泛人类"经验与文化,但在中西方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对其概念与内涵的理解却具有很大差别。中西方"朋友"观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系亲疏;二是时间长短;三是相处之道。差异产生的文化根源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与社会组织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朋友"观和交往习惯。其次,中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形成不同"朋友"观的外部原因。再次,中西方不同的历史经历与民族性格是形成不同"朋友"行为的基本原因。最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决定他们对"朋友"观念的不同理解的根本原因。     

中西宗教观之比较

在西方,80%以上的人信仰宗教,而中国则与之相反,约90%的人不是宗教信徒。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只要从中西方思维结构与思维模式、价值观、神人观、来世观以及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君权与神权的关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在上述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正是这些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对宗教的不同认识和态度。     

西方人体艺术中的维纳斯与中国人体艺术之比较

西方人体艺术中的维纳斯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于西方千姿百态的人体艺术,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体艺术表达方式。中西方史前人体艺术并没有多大差别,都具有女性生殖崇拜的造型观念,只是由于古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及东方文明的出现,中西方人体艺术才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人对于人体的态度,既没有古希腊时期人神合一的理想化精神追求,也没有文艺复兴时期强调性感与美感统一、美化人的自然属性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美术把神韵气势、意境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追求“心性”的实现。而西方美术则在再现写实的领域发展,以真善美为准则,追求理性和真善美的统一。各自不同的艺术标准,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趋向。     

域外兴亡史鉴与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是一场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为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需要，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指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维新派改变了洋务派在固守“中体”时所表现出的妄自尊大的颟顸态度，主张通世界之知识，采万国...     

从自然审美视角比较“卧游”与“如画”

“卧游”与“如画”作为中西方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都主张借助关于自然的绘画来欣赏自然,不过两者存在显著区别:“卧游”所借助的山水画重写意,而“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重写实;“卧游”主张山水以形媚道,故自然之地位比绘画重要,“如画”则追求形式美,风景画是自然欣赏的标准,故绘画之地位比自然重要;“卧游”偏重以非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欣赏者囿于一室之内,而心游万物,“如画”则偏重以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旅游者带着猎奇心理与视觉占有欲,身游大自然之中;“卧游”具有畅神与疗疾之功能,“如画”则为人们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提供了心理保护。比较“卧游”与“如画”,可以窥探中西方欣赏自然的差异之处,透视中西方文化传统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认识论发展趋势浅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对认识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结构论”、“证伪论”、“世界3论”等。其中对认识论的发展方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美国当代哲学家奎因,主张认识论应成为研究认识过程、规律、方式的自然科学。另一个是西德哲学家卡西尔,他主张认识论应与整个人类文化融合。西方关于认识论的种种观点,有许多科学因素,但是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夸大认识中某一侧面、因素,把它作为体系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是否定不了的。比如,把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作为认     

“文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东亚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与“技术因素”（包括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或制度）相联系，而文化则与“非技术因素”相联系；文明具有可变性和传播的强迫性，而文化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选择性；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文化则具备区域性的意义。西方现代的产权制度、法治体系、政治民主与参与等制度上的因素，都是“技术因素”，属于文明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文化。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引进的时间、机遇、范围及深度，而不是自身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从科技与管理两个方面的技术因素考察，不能断定世界文明的中心在２１世纪会转移到东亚。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决定于吸收眼下世界文明中心区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的能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的能力     

《易经》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理观比较

通过对比《易经》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理观之异同,考察中西方思想起源的分歧.分析认为,虽然二者对于数的性质看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主张数的性质存在于单纯的感性事物之外,且是感性事物与理念的中介;二者均将数及数理作为认识世界的手段或方法论工具.分析结果表明,在早期思想形成的原点,中西方文化均是共通的,正是在从原始自然崇拜、宗神到思想萌芽的过程中,东方的“绝地天通”与西方的“沉思”使得中西方思想文化逐渐分野.     

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实践观超越传统认识论的起点

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传统认识论没能解决的两大难题。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进入生活世界的实践维度，对之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对于现实的个人而言，自然界不是抽象的、与人割裂的自在自然，而是现实的、与人结合的人化自然，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是社会意识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是统一的。由此可见，“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实践观超越传统认识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