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庞德与儒学的情缘

埃兹拉·庞德与儒学的不解情缘可以用“一以贯之”来形容,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知遇之感、信仰之重、重生之恩。庞德对儒学的痴迷,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儒生”,并使其在西方视域下建构了庞氏儒学。庞德与儒学的不解情缘贯穿于他多舛的一生,他追求礼乐仁和的政治理想,将儒学作为医治西方社会道德危机、心灵腐朽的良药,因此他发出西方社会“亟需孔子”的诉求。     

论《长生殿》中的“情”

洪升在《长生殿》“自序”中说:“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在“例言”中说,他对二稿《舞霓裳》进行修改的原因,是因为“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所以他便在三稿《长生殿》中“专写钗合情缘”了。《长生殿》第一出“传概”说得更明确:“先帝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这里作者一再表明,《长生殿》是部“言情”之作。除作者声明外,时人也把这部作品视为“言情”之     

《牡丹亭》剧中“情缘”思想探究

本文在晚明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考察了促成汤显祖《牡丹亭》一剧“情缘”形成的思想文化渊源,“情缘”的构置方式及其文化内涵和时代意义。希望通过论述加深人们对《牡丹亭》的“情缘”思想在中国戏曲小说创作乃至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影响的理解,为人们解读该剧提供独特视角。     

再论《长生殿》的主题

洪升在《长生殿》的《自序》和《例言》中一再申明:“是书义取崇雅,情在写真”。“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作者明白道出创作意图是以历史上的“天宝遗事”为题材,通过唐明皇扬贵妃“钗盒情缘”由生入死,由死而生的故事情节,来展示“在帝王家罕有”,“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第一出·传慨》)的不渝的爱情。     

《牡丹亭》与《长生殿》

汤显祖的浪漫主义戏剧派一直延续并发展到近百年后洪升的《长生殿》。洪升把李、杨的爱情理想化为生死不谕的真正爱情，演出了一部“热闹的《牡丹亭》”。《长生殿》的第一出开场[满江红]不仅为该剧的主旨，而且总结了从《牡丹亭》以来近百年的浪漫主义传奇剧的特点。洪升明确地标举汤显祖的“至情”旗帜，是“玉茗堂派”的翘楚；其剧作中“情缘总归虚幻”的虚无思想也来自于汤氏。他写李、杨月宫重圆的虚幻，无疑寄托了自己人生失意的空幻之感。     

《大唐西域记》动相补语“已”的分布特点及语体的相关性考察

通过对《大唐西域记》中“已”表示完结和完成两种动相补语的数量特点进行统计,总结“大唐西域记》的篇章结构方式及动相补语“已1”“已2”的频次分布特点,分析《大唐西域记》动相补语“已”的篇章分布特点形成原因：不同的篇章结构方式与语体表达具有密切联系;语体对动相补语“已”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论《红楼梦》开篇神话的本真意蕴

《红楼梦》以神话开篇，发明了神话所具有的诗性哲思和发端威猛。女娲补天、灵石被弃、木石情缘，均是在源始处探索人类生命本真存在的意义，进而通过小说具体情节“以情悟道”，充满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语言学在近代的自我超越

在近代经世之学的复兴和西学的双重冲击中，以考据为主的传统语言学渐已衰微，期待与现代语义科学的沟通和对话。章炳麟、黄侃受近代观念的影响，在传统语言学自身的学术规范中开拓前行。从“词源”“说文”“训诂理论”三大方面，通过对传统语言学的深刻理解和再造，推动了传统超越自我。使传统学科具有独立的意义和系统的体系，并由此发展出一个具有汉语特点和中国语言学传统特点的近代化的学理系统     

何处是香丘——曹雪芹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

曹雪芹对父权社会批判的同时,提出了未来社会两性关系的“情缘定则”,它比“现代的性爱”更能反映未来社会的两性关系。这种两性关系将决定未来社会的形态。     

方以智“均”、“易”哲学关系探析

方以智“均的哲学”与易学思想相通。他认为“均”亦具“易”之“变易、不易、简易”的特点,“均的哲学”直接来源于易学,是对易学的利用和改造。方以智的易学具有家学渊源,在论述“变易”与“不变”关系时,充满了辩证思维。他对“生生之谓易”的发挥,远比前人深刻。     

论“海源阁”藏书的历史地位

“海源阁”是清晚期山东聊城杨氏的私人藏书楼,其藏书之宏富、版本之精善,(?)名中外,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而杨氏和瞿氏藏书特点是多藏有宋元刻木和名人手抄本,更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海源阁”经过了聚散无常的痛苦历程,已不复存在了。     

略论《长生殿》的情悔思想

《长生殿》鲜明地表现出一种言情的思想倾向,作者洪升说:“后有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诸同人颇赏之。”(《长生殿例言》)在剧本第一出《传概》的上场曲中说得更明确:“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和死。笑人问儿女怅缘悭,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有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     

评儒家视野中的历史之“变”

在儒家的视野中，“变”是历史的通则，历史之“变”具有循“反”而变、变不逾“常”、顺“势”而变、变中求“善”等特点；文章对儒家关于历史之“变”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评估     

在历史课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培养广大学生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操 ,已成为基础教育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在中学历史课教学中 ,对学生必须处处教之以“知” ,激之以“情” ,立之以“志” ,导之以“行” ,四者有机结合 ,爱国主义教育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薛宝钗另无情缘——与田同旭先生商榷

田同旭先生撰《薛宝钗另有情缘》一文 ,认为薛宝钗婚姻之最后归宿 ,在贾宝玉出家以后 ,再适贾雨村。[1] 今据《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中词曲、册图的谶语式暗示 ,以及看到八十回后原稿结局的脂砚斋批语的分析 ,薛宝钗另适贾雨村之说不能成立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死亡”艺术观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脱迹于古希腊的酒神祭活动及由此形成的西方民间的笑文化传统。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有四个特点：全民性、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暂时相融性、是笑文化的节日、是对“死亡”获得深切感受的节日。相应地，他的“狂欢化”理论也具有这些特点。他的“死亡”艺术观分析了文学作品中英雄（神）之死、平凡的悲剧性人物之死和怪诞人物之死三种类型。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陆游诗词中的“汉中情结”

爱国诗人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八年来到抗金前线汉中,从此与汉中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汉中不仅是陆游志愿理想的实现地,还是他“诗家三昧”的体悟地。汉中的风土民情以及在汉中的军营生活,给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下了大量的作品来纪念这段生活,这些作品体现出了激情与感伤并存、以梦境入诗的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