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巨变与理性:理解转型期 乡村社会的关键词 ———读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

60多年前,费孝通在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深度观察与理解的基础上,写就了《乡土中国》一书。作为阅读和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之作,书中所提出和论证的＂乡土本色＂、＂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等概念,至今仍是学者们认识和理解现代乡村社会的基础与前台。可以说,该书不仅为我们加深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理解提供了蓝图,也为我们认识现代乡村社会提     

社会转型期中的工具性“差序格局”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模式的重要概念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仍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特征。"差序格局"是一个有机整体,主要由特征、性质、主体、形成机制四部分组成,其中,形成机制是基础,当它发生变化时,其他三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社会转型期中的"差序格局",由于其形成机制发生变化,进而其特征、性质和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后的"差序格局"被称为工具性"差序格局",而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则被称为经典"差序格局"。就其要义而言,前者更加重视"利",后者则相对重视"义"。     

差序格局、礼与社会人格 ———再读《乡土中国》

每一类型的社会都有一整套塑造自身的社会团结与理想人格的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什么呢？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民国一代的学者反思乡土社会的秩序的重要概念之一。费孝通先生试图以“差序格局”来说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如何组织和再生产社会关系;可以说,这个概念成为所谓的“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的基石和范式。文章以重新考察差序格局与“伦”的内在紧张为出发点,反思差序格局解释乡土社会的秩序的得与失,并简要讨论了差序格局的后续研究的一些偏差。文中重新回溯了“礼”的本义,阐释了“礼”如何塑造了社会关系的伦理化和人的社会人格,以试图进一步理解礼对社会秩序的实质意义。     

论圈层结构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

文章的核心立意在于阐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研究发现,从村庄人际关联的视角出发,支配当前村庄社会交往的规则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伦理规范等公共性规则逐渐被个体居主导地位的新规则所取代;同时,社会分层加剧引起的层级结构也嵌入了农民的交往体系之中。对于这些新变化,建基于传统乡村社会之上的＂差序格局＂理论模型已经难以提供合理而有效的解释。文章试图建构＂圈层结构＂的新模型来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新趋势,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以个人主体性为主导的＂圈＂和以层级结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层＂。立体的圈层结构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众多社会政治现象的基础。     

乡村婚礼中的人情建构与差序格局——以黑龙江联众村为例

以黑龙江省克山县联众村村民的乡村婚礼为例,研究得出：差序格局所包含的村民人际关系规模有所扩大;利益对村民的人际关系有深远影响;业缘也成为构成村民差序格局的维度。差序格局对于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仍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乡村婚礼中的人情建构与差序格局——以黑龙江联众村为例

以黑龙江省克山县联众村村民的乡村婚礼为例,研究得出:差序格局所包含的村民人际关系规模有所扩大;利益对村民的人际关系有深远影响;业缘也成为构成村民差序格局的维度。差序格局对于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仍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论费孝通乡土交往伦理

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分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结构,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乡土交往伦理,主要包括血缘决定的家族伦理、地缘本位的熟人信任和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等三个方面。血缘决定亲缘关系、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人际交往关系;地缘本位决定了乡土人际交往和熟人信任的交往范围与原则;与团体格局相对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体现了中国乡土独有的公德与私德以及自我主义特性。     

村落社会结合中的个体——怒江傈僳人“伴”之地方概念的人类学研究

社会结合传统理论主要以血缘、地缘、业缘、趣缘作为社会结合的主要纽带,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则是以有亲至无亲个体间的差序作为社会结合的基础。相对忽略并较少讨论非血缘、有差异的个体间社会结合的过程和脉络。云南怒江娃底傈僳人“伴”的地方概念和行为是处理家人之外非血缘的朋友、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一个行动准则,对其展开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异于社会结合传统理论和差序格局系统的非血缘、有差异个体间社会结合的行动框架。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