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山西河津庙会初探

庙会是乡村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认识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视点。从庙会的分布、内容、功能等方面对当代山西河津庙会进行考察,从祭祀神灵、参与主体、庙会内容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当代庙会对传统的延续与演变。当代庙会在具有庙会的传统功能以外,由于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功能。     

万寿宫庙会与乡民习俗——以考察西山万寿宫为例

万寿宫庙会是许真君民间崇拜信仰的社会产物,为乡民聚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是江西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昌西山万寿宫庙会展现了在乡民的精神支持和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庙会上,乡民将许真君民间崇拜信仰与祈福纳祥、商贸往来、生计筹划、社会交往等融为一体,互通有无,调济余缺,传递信息,交流文化,娱人娱神,反映出江西乡村社会生活的真情实态,具有浓郁的江西地方民俗文化特色.     

湘南的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

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有待进一步深化,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本文在分析汉三侯祠历史演变及其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湘南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庙会是主流与非主流两种意识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结合体、非正式的地方权力博弈的舞台、民间竞争文化伦理的表述、乡村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试述乡村庙会的社会功能--以山西北楼口关帝庙为例

乡村庙会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特殊民事活动,深深地植根于基层乡村社会中,影响着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乡村庙会又以其特有的活动内容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晋北北楼口村关帝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呈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以此为个案研究,调查庙会对当地居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揭示乡村庙会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论宝鸡传统庙会的功能

庙会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它集宗教信仰、娱乐休闲、生计筹划、社会交往于一身,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公共生活的空间。在庙会上,人们一反平时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将劳作的艰辛、身心的疲惫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尽情释放,使之成为地区历史文化、民俗艺术和大众生活的一个缩影,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关陇庙会空间设计初探1

关陇地区的庙会空间仍处于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在整体上缺乏一个合理的规划和设计。从庙会的空间构成和设计思路上进行探析和研究,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使庙会的空间规划合理,给庙会的参与者提供一个优良的空间环境,其空间设计应以适度的规模、合理的选址、人性化的关怀、氛围的营造,彰显地域文化特色为追求理念。     

尴尬与选择:乡村传统庙会的现代性境遇——杭州地区两个乡村庙会当代变迁的考察

传承与发展是民俗文化的固有属性,庙会文化自萌发开始,到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最终为历史所接纳,其演进与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求开放的过程。而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与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却面临断裂的可能。考察杭州地区乡村庙会习俗的存在状态,当代庙会相较于传统庙会已经有了很大的革新,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觉介入、庙会活动的内容逐步转向以弘扬地域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为主导等。然而,对于传统民俗文化基质的过度剥离,使其固有的人文精神难以再现,文化形态也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积极发掘传统乡村庙会的文化厚度,丰富其时代内涵,以增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是传统乡村庙会得以延续的生命所在,更应是其当代发展的基本走向。     

城镇庙会及其嬗变--以武汉地区庙会为个案分析

武汉地区的城镇庙会在历史演进中,显现出深远的社会性、整合的系统性、动态的承传性和开放的自组织性诸特征.由于明中叶后九省通衢大市场的逐步扩张,武汉庙会适应社会需要而迅速嬗变.尤其是汉口镇会馆公所商办庙会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武汉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武汉近代的城镇庙会在社会化过程中呈现的亚文化因素,也是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     

关于庙会文化的哲学思考

庙会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中国民间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精神信仰的主要途径,其文化是中国底层人民重要的精神寄托方式。同时,庙会文化又是中国民间民俗习惯的表现方式,它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民间人民朴实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俗的方式和方法。另外,庙会文化是中国民间艺术得以发扬光大的主要途径,其与地方经济也息息相关,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庙会文化的正向影响。此外,庙会文化还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天然的联系,社会民众通过庙会文化来表达内心的恐惧与不满,喜悦与幸福,从而实现内心的平和,这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总之,庙会文化具有记录、认知、教化、变革和融合等多种功能,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

近代的江南庙会,热闹非凡,开销亦大.其经费来源,有工商业界的资助、社会募筹、取自庙产和会产等多条渠道.地主、工商业者为办庙会出资较多,但其能控制庙会,收获更丰.就广大农民而言,庙会既丰富、方便了其生活,又加重了其负担,并受庙会短期产地市场之害.     

乡村振兴视角下庙会的文化转型及其资本价值——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分析

庙会这一民俗活动是中国乡土文化的具象形态与实际载体,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其结构与功能发生了转变,由民俗表象转向文化资本。蒙陕边界村落的庙会在并存与联结的现代转型模式中激发出了庙会文化的现代活力,形成了促进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本价值。在本体层面,庙会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以其产品资源形态使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在结构层面,庙会民俗以其古镇场域空间优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文旅产业集群;在自生层面,庙会作为结构遗产,以其自生结构合理配置乡村资源,形成了边界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资本优势。     

传统庙会的现代境遇——以昆明市中谊村天皇会为例

基于昆明市滇池西南岸的中谊村天皇会的变迁,分析国家力量对中谊村群体资源获取和权利分配的影响,以及乡村社会如何适应和反作用于国家话语控制。庙会不仅建构了民众心目中的民俗空间,也给予了社会与国家互构更为具体的情景,对这些民间仪式性、生活型组织进行关怀,能够为和谐新农村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华北地区庙会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史学界对华北庙会的研究逐渐深入，对庙会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从其原始的神秘性到之后社会生活功能的健全进行了探讨，并深入研究了庙会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思想功能等等。但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建国之前根据地庙会的研究不足，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庙会的社会文化运作机制研究——以广西鹿寨县中渡镇庙会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化出现复兴热潮,庙会研究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渡庙会的复兴是地方精英、普通民众、民俗文化协会与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协商、合作的结果。庙会发展背后蕴涵着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镶嵌着当地社会文化的运作机制。     

试析佛山祖庙庙会的复兴

祖庙庙会是佛山有史以来最大的综合性庙会,它最兴盛的时期在明清,民国停办。2005年恢复举办。复兴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内涵,也注入了新的文化气息,形成了新的仪式内容和特点。虽然复兴的祖庙庙会仍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其文化性、民俗性的特点明显加强了。复兴的祖庙庙会也会一如既往地在佛山社会文化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神与庙会文化

本文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对庙会的产生、发展及其现状的分析,揭示了神与庙会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分野的原因和特点。同时对现实中的庙会现象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对策。     

北京的庙会

庙会是北京千百年来的社会活动之一。庙会始于古代的"社祭"。社祭的时候,百戏杂陈,百货云集。有来看社祭(戏)的;有来看杂技的;有来买百货的,所以社祭又叫"社会"。社是什么?就     

广西玉林寒山庙会民间信仰文化试析

寒山庙会是广西玉林地区一个极具地方特点的庙会。寒山庙会最初产生的原因是农耕时代的人们为了求雨而进行的祭祀仪式,而后人们的祈福愿望开始演变为求子、求财、求姻缘等。庙会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之一,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     

张力与裂变: 地方性视野中的庙会文化及其转型

作为一种传统民俗的表现形式,庙会在本质上是宗教精神、区域特色、生活习惯、人文传承和经济活动等地方性元素融合的产物。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庙会反映了一种神圣与世俗的融合,表达了特定地区居民群体的情感诉求。历史上,通过对某种仪式的不断重复与改进,庙会得以融入到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和群体心理之中,并深刻地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地方性的品格。今天,在现代性的文化力量和解读方式的推动下,在神圣与世俗的张力作用下,庙会的文化角色发生了现代性的裂变。中国传统庙会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角色和形像,其中的＂地方性＂品格也面临着全球性文化力量的解构和多元对话的压力。     

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初探

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明清以来陕西庙会活动的内容变化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庙会从原先酬神报赛的民俗文化活动转变为沟通城乡物质交流、调剂余缺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对农业资源配置日益发挥基础性市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