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文化

法治有其文化基础,只有当法治本身成为文化,法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时至今日之中国,法治尚未成为文化.为此,需要剖析其原因,并从科学理解文化之本义、采取正确的文化政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和协调中西方法治文化等方面而努力.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汲取中国传统法治营养,继承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自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城市法治文化是相对于城市人治文化而言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是法律制度、法治精神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实践的累积和全体市民法律信仰水平的体现。把我国城市法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是城市法治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城市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城市在城市法治文化建设中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刍议法治文化之养成

与人治文化相对立,法治文化是指以法治为根本内核与追求目标的文化形态及其类型,是法治的"精神构成"或"精神属性"。在中西法治文化源流的比较意义上,传统文化浓厚的伦理色彩、终极关怀情结匮缺以及权力崇拜意识等历史因素,阻滞了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养成。同时,法治文化养成的现实因素体现在法治的利益性问题以及法治社会诸要素的关系问题等方面。     

青藏高原文化土壤与藏族本土法治文化的关系——从文化土壤与法治文化的关系谈起

藏族是青藏高原古老的民族,千百年来,藏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珍惜爱护高原生态环境,创造了与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并创造了与青藏高原文化土壤相适应的藏族习惯法文化。这种法治文化的传承距今为止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特质,而且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规范人们行为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尤其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平衡以及尊崇世间一切生命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本土法治文化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各种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治建设事业等方面都将会产生积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路径探析——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为背景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由于受传统文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法治文化仍不尽人意。必须加强法治文化的研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构法治文化的社会基础,营造法治文化发展的环境,促进法治文化建设。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现状在法律文化的结构上表现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与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 ,法律文化建设的重心应放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上 ,而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过程中 ,能够长期存在下来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 ,从多样性的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基本特征和发展动力来看 ,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 ,当代中国将生成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的、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及路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域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法治之路,在向法治中国目标转型的过程中,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法治文化建设既是实现法治中国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法治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指引,同时又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必要前提和有力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形态学透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依赖性阶段、自由个性阶段.与之相对应,依次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自然经济所支撑的农耕社会、商品经济所支撑的工业社会、知识经济所支撑的信息社会.与这三种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法治形态,分别是国家本位的法治形态、个体本位的法治形态、社会本位的法治形态.这三种依次出现的法治形态及其演进规律,既见于西方,也见于中国.晚近的社会本位的法治形态,在中国亦可称为社会主义法治,它的正式表达即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指称的法治形态,是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产物.     

法治的精髓及领导工作法治化探析

法治的精髓是正确处理法与任何权力的关系,法不只是工具,同时是权力的本源。法治的目的是排除个人或集团的武断,实现形式是对传统、科学和民主的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亦即三者的平等关系。法治是一种国家制度,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是总结实践经验、促进班子和谐、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工具。     

法治研究范式的深层文化分析

法治研究范式在中国可能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透过法治改革者们的学术争鸣的喧嚣,反观西方的法治发展,我们看到的是,缺乏法治历史传统的中国无法在标榜西方法治命题之后立即形成丰富的法治实践,曾经有过的渴望和希望都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即无法西方化带给我们失望乃至绝望,"脱亚入欧"在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法治的形成原本就是一个文化的变迁和政治文明的变迁,关注中国现实比空谈西方法治更有价值.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解释对法治造成的创伤及其弥合——没有逻辑基础的法治信念

"法律不确定性"命题对法治理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使得法律人无法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法律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法律必须解释才能使用,而法律一旦解释就会产生意义的流变;另一方面来自所有的法律规定都是假定,在众多的法律规定中,法律人的"自由"选择余地太大.如何在司法过程中不使解释成脱缰的野马,法治论者绞尽脑汁,提出了一系列维护法治捍卫法律客观性和合法性的命题,但似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也许法治就是一种理想,法治论者只能设法接近法治,而不可能完全实现法治.法治论者应该勇敢面对解释对法治造成的创伤并设法予以弥合.     

高校法治文化体系建设探析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既是法治文化的传播者,又是法治理念的塑造地,其法治文化体系建设直接关乎当今的法治进程。文章从完善高校法治设施、法治载体等物质文化,规范高校主体言行举止、行为方式等行为文化,制定大学章程、规范运作方式等组织制度文化,树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等法治理念文化这几个方面,期望搭建起高校法治文化体系建设框架,提高民众法治文化素养,使法治成为人的生活方式。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不仅仅是政治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缺失。面对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法治与自由裁量

适度的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可以弥补法治本身的不足与缺陷 ,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则会从根本上破坏法治的理想。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     

法治的弊端与德治的补救——从后现代视野看法、德并治的合理性

后现代法学通过反思和质疑以传统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的确定性和普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现代法治的某些弊端,这些思想和理路有助于客观审视现代法治的传统观念和法治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作用,启发我们在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及时运用德治的方法来消解和弥补法治的不足,选择并确立法治与德治同时并举的治国方略,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