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社会治理理念创新及其向度

社会治理理念是指在现代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互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增进公共利益的一种治理理念。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被纳入国家治理当中,社会治理理念在中国具有非常重要和现实的诉求与意义。通过对社会治理理念创新掣肘的分析,旨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及其发展向度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论析

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源泉之一,也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具有可行性。但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公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公民主体资格认识不清、公民话语权缺失、公民能力有待提高、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完善等障碍。今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公民能力的基础上,以基层社会合作治理为突破口,是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依赖及其终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新公共管理、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新公共管理是克服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弊端而出现的公共管理范式转换。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特征主要有市场化、分权化和弹性化。治理理论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但治理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核心的分歧体现在:治理是政治学意义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而公共管理运动更多强调政府组织的管理理念、方式、工具的改变。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吸纳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转变集体行动和政府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以实现善政和善治。     

社会宪法中的国家观念及对国家社会治理目标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网络社团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

我国网络社团的快速发展,根源于社会制度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的价值认同追求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节约成本的交往方式。这种自发性的社群组织,具有为社会特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和市场功能缺位的积极作用,但其中也蕴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社会风险。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分头实施的"底线控制"式管理,不仅滞后与网络社团的现实发展需要,而且还导致网络社团管理的目标偏离和效力弱化。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背景下,网络社团管理改革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的复合型治理体系。     

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动公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已陷入体制性困境。培育和强化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清晰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能力;取消社会组织的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区限制原则,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构建培育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与应对之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许多成绩,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社会领域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困境和新挑战。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需从体制、结构、机制、体系、设施等方面采取综合策略,充分发挥社会治理合力的强大推动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面向职业群体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目前主要通过社区治理而展开的城市社会治理,因其不能有效地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纳入治理范围,而难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职业群体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展开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和复杂内容,不仅为城市社会发展创造了财富和输送了活力,而且也因其中发生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影响了社会秩序。特别是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以致面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更为重要。因为职业群体也是网络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在网络空间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信息权力,既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活力,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进而引发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因此,应当动员企事业单位各方力量,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开展积极的社会治理,从而实现突破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社会治理创新。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社会公正与和谐之治

公正与和谐自古就是相伴随而存在的统一体.从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说"到卢梭的契约论,再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学说,无不体现了西方学者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学者对"和谐"的论述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社会公正的感知与体认.当下,构建社会和谐已成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是社会公正理论及和谐哲学的时代回应与现代拓展.为此,我们应该在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诸方面推进社会公正建设,以促成我国的和谐之治.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及其对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意义

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兴起于现代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它关注个人关系网络,发展出不同于地位结构观的网络结构观,从网络角度反映城市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城市社会网络研究需要本土聚焦。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学者运用西方城市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分析城市居民的关系网络,揭示了我国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状态和网络结构,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不仅是城市社会网络本土化研究的积极探索,也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