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的《鲁迅》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竹内好写作《鲁迅》时的重要参考文献。“竹内鲁迅”的一些批评意见虽然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却又有别于中国鲁迅研究的正统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回心”、“挣扎”、“抵抗”的鲁迅形象。它们影响了20世纪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为中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来自异域的文化批评借鉴。     

启蒙者与文学者:鲁迅研究的不同关注点——由竹内好的《鲁迅》说起

竹内好的《鲁迅》是日本鲁迅研究界的奠基之作。他认为启蒙者鲁迅只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从外部被解释的鲁迅,生成启蒙者鲁迅的是文学者鲁迅这个终极之场。竹内好追问文学者鲁迅形成的回心时刻,认为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十年沉默期间,有一个获得文学自觉的时刻,这以后鲁迅坚持了文学者的基本立场,以此去直面各种话语环境。竹内好《鲁迅》开创了一种鲁迅研究范式,即不是单单注重鲁迅的思想文化意义,而更注重鲁迅本人的生命体验如何在他的文学活动中如熔岩得以赋型的研究。这对过于强调鲁迅的思想文化价值而忽视鲁迅的文学体验的中国学界,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反思与质疑:关于“竹内鲁迅”的三个命题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是一座高峰,但又并不孤立,它的形成完全可以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中找到依据。其在我国学界由"失踪"到突然变成"热点",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鲁迅精神也由此以一种别样的面貌得以还魂。然而,当竹内好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指归滤除了鲁迅文学骨骼中的民族、社会、宏大叙事时,"回心"显然已无法有力解释鲁迅文学生成的全部复杂性,而这,正是竹内好的"不见"。     

对竹内好关于鲁迅文学成因及“幻灯事件”的解读

鲁迅文学成因,不是多原点与一原点之间的差别,构成其要素是多方面的,这在竹内鲁迅那里,被当做事实来认定和考察。竹内好提出文学者鲁迅的形象,同时也是把鲁迅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的。当各种要素被综合于鲁迅开始写作《狂人日记》这个时机时,文学者鲁迅那种源于对希望幻象的破灭而形成的绝望,就成为其思想的根柢。在对"幻灯事件"的异乎通常的解释上,竹内好是把它作为形成绝望的一个要素来加以考察的,却并不违背事实。以反抗绝望为其思想根柢的鲁迅,真正地肩负起了民族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     

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竹内好、木山英雄以及汪卫东关于鲁迅分期的论述及其问题

竹内好和木山英雄都以鲁迅世界中主体沉没与否作为划分前后期的根据,但在划分的时间界点上存在着分歧:对于"呐喊"与"随感录"时期是属于界点之前还是之后存在着不同意见。竹内好忽略了"呐喊"时期鲁迅写作中"主题性"时有时无的问题,而木山英雄则过分关注于"呐喊"时期的"寂寞"性问题。汪卫东试图弭平这两位的分歧,提出了"第二次绝望"的分期法,认为1923年是鲁迅蜕变的一个关键时刻,此后鲁迅开始朝向其反抗绝望的文学行动——杂文进军。这三种分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其实鲁迅一生的痕迹是从留日时期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时代经过一个大的"之间"而走向反文学的杂文写作的时代。这个大的"之间"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经过《呐喊·自序》《希望》的写作并最终抵达《写在〈坟〉后面》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正是鲁迅扬弃虚无世界像而朝向虚妄世界像逐渐转变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才逐渐形成了其"留白"的美学观,而这构成了其杂文写作的前提。     

鲁迅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件小事”——《一件小事》绎读

《一件小事》构成了鲁迅精神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它折射出《呐喊》时期鲁迅"绝望"与"希望"并立的创作心态。就故事情节而言,以往被结构性忽略的摔倒的老女人,以其麻木的国民形象,与"沉入国民中"的"我"构成同质的链条,而车夫的行为以一种异质的方式触动了"我"的灵魂,唤醒自我并因而加以内省。与《藤野先生》相比较,对象化的客体人物形象并不直接与鲁迅内在精神的觉醒之间相连,而是由主体自我将主观意识投射于客体形象之上时,文本的意义才得以彰显。增长了勇气是关乎鲁迅精神世界的关键之处,也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这显现出以不懈的抗争虚无与黑暗为根基的鲁迅精神的端倪。     

论鲁迅小说的“冷”幽默

鲁迅,一向以一个战士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他的批判性,他的讽刺艺术,他为后世的人们留下许多悲剧性的人物典型,然而,鲁迅的小说中不仅有这些构成其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的特点,鲁迅的小说还很幽默,是那种不同于谈天说地的"闲适"的幽默,并非皮肉上的滑稽与俏皮,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理念。本文从鲁迅小说《呐喊》,《彷徨》以及《故事新编》中的语言和思想及其讽刺艺术上探寻鲁迅小说的那种"冷"幽默,进一步揭示鲁迅的小说的风格。     

竹内好的鲁迅论:一种着眼于存在之基本问题的现象学式的解读

竹内好的鲁迅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现象学式的。他从"无"的根源出发将鲁迅定义为自觉的文学者。在他那里,这个所谓的"无"对鲁迅的文学及其整个文学性的存在本身来说始终具有一种根源性意义;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是在对各种形而上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实施了一种现象学式的悬搁之后,或者说是在抛弃了这些东西之后,鲁迅文学才真正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悬搁或抛弃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当下现实的整体性承担。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就是在这种抛弃与承担中形成了关乎其自身之存在的文学者气质,并在种种现实性论争中使他那生成于"无"之本源中的文学,获得了其真正的具体现实性存在。同时贯穿在其整个鲁迅研究中的,是竹内好对文学本身之存在本质的一种具有存在论深度的现象学思考:只有当其在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的意义上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并由此而与之有一种内在的本质关联的时候,文学本身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始终具有一种主导性意义。     

超越“竹内鲁迅”:木山英雄对“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自觉采取了对于历史和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历史化和相对化处理,通过对"实力与文章"框架的建构,即回归到文章乃至语言的层面上,以自己最感兴趣的二十年代为中心,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加以并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伸、拓展到对周氏兄弟与倡导"文学复古"章太炎文学观的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竹内鲁迅"及整个思想界通行的"政治与文学"思考框架的超越与突破。     

鲁迅传记写作的叙述视角--评项义华的《人之子--鲁迅传》

在已有的不下30余种的鲁迅传记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林志浩的《鲁迅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林贤治的《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10年》,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等等。当我接到项义华兄的大著《人之子———鲁迅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时,最初的感触就是作者的勇气。鲁迅是丰富博大的存在,每一个鲁迅传记的写作者在写作之前几乎都要自问一个同样的问题:自己的鲁迅传记与前此的鲁迅传记究竟有何不同?这是一个涉及到课题发生合理性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也是鲁迅传记写作的首要问题。每一次鲁迅传记的写作都…     

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从《野草》看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

在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考量中,"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揭示国民性的"病根"是建设"最理想的人性"的第一步。《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的人生哲学,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体察,从《野草》可以看出鲁迅关于"最理想的人性"思想的建设性思考。研究《野草》中鲁迅的"最理想的人性"思想,实际上是在研究鲁迅的人生哲学及其"人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这对拓展鲁迅思想研究和《野草》的人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鲁迅“濯足”非性生活之新证

《鲁迅日记》中"濯足"之意为何,自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性生活"说以来,一直争论至今。论辩双方却因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和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使得有信服力的结论难以达成。本文拟从从学术考证和田野调查两个方面考辩,将鲁迅"濯足"放置于当时的时代社会风俗之下,意在证明鲁迅日记中的"濯足"别无他意,今人的揣测有误解之失。     

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小说《示众》简析

鲁迅先生的小说《示众》引起我的注意,是受了钱理群、王得后两位先生的启发。他们认为:“《示众》是鲁迅对人生世界的客观把握与对心灵世界的主观体验二者的一种契合……我们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中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①我非常赞同两位先生的论述,但仔细推敲后疑问依然不少。其一,《示众》收入鲁迅小说集《彷徨》,写于1925年3月18日。除了《故事新编》,大部分“对《示众》进行生发与展开”的小说,都写于《示众》之前。那么,鲁迅为何还要特地写这篇以“示众”为惟一内容并以此命名的小说?其二,…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

面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鲁迅写作了《朝花夕拾》、《野草》和《铸剑》等故事新编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了鲁迅在思乡的蛊惑中,回到故乡与童年的记忆中寻求精神的抚慰与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此一时期的安魂曲,另一方面又昭示出鲁迅在走向底层民众鬼的世界中,在从这一底层的阴间世界抵抗正人君子的阳间世界的斗争中思想的发展。同时,故乡不仅为鲁迅抗争心灵的黑暗与虚无提供了一种价值的视野与资源,也提供了抗争的动力与方法,在抵抗黑暗与虚无的斗争中,还张扬起一种独立抗争的复仇精神,《铸剑》正是这一精神的艺术象征。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与越文化传统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表现在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他的"异端"一方面来自先辈的异端精神的感召,一方面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等"新神思宗"哲人以及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的重大影响。作为"固有之血脉"的越文化是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其为鲁迅吸收西方文化而"不后于世界之潮流"铺平了道路。越文化精神的先进性激励着越人后俊鲁迅,使其敢于引领思想文化潮流。越文化传统中的叛逆性和坚韧性,孕育了鲁迅彻底的反叛主流话语的秉性,最终铸就了以"深刻"著称的鲁迅。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新时期“鲁迅与美术”研究述评

新时期“鲁迅与美术”研究破关而出 ,表现出勇于探索的学术勇气。鲁迅与版画 (木刻 )的关系继续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八十年代开始向纵深挖掘鲁迅美术世界的其他丰富而宝贵的遗产。鲁迅与外国美术的比较研究显示出一种更为宏阔的文化背景。九十年代至今出现了一些综合透视研究的尝试之作。李欧梵、郑家建、魏韶华等的文章为鲁迅与美术研究的有力之作。但从整体观之 ,鲁迅与美术研究仍然是一块较为宁静的原野 ,呼唤着越来越多的后来者前来开拓     

鲁迅的抵抗与亚洲的主体性建构——伊藤虎丸和竹内好关于中日近代化的比较性思考

伊藤虎丸继承了竹内好等人对于过去的日本所进行的亚洲侵略的自我反省的态度,吸收了竹内好的＂文化＂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在不失其本来精神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思想与理解加以补充或阐发,并置于思想史的语境中加以比较,从根本上思考鲁迅及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意义,使竹内精神在伊藤思想中获得新意和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