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的《鲁迅》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竹内好写作《鲁迅》时的重要参考文献。“竹内鲁迅”的一些批评意见虽然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却又有别于中国鲁迅研究的正统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回心”、“挣扎”、“抵抗”的鲁迅形象。它们影响了20世纪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为中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来自异域的文化批评借鉴。     

对竹内好关于鲁迅文学成因及“幻灯事件”的解读

鲁迅文学成因,不是多原点与一原点之间的差别,构成其要素是多方面的,这在竹内鲁迅那里,被当做事实来认定和考察。竹内好提出文学者鲁迅的形象,同时也是把鲁迅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的。当各种要素被综合于鲁迅开始写作《狂人日记》这个时机时,文学者鲁迅那种源于对希望幻象的破灭而形成的绝望,就成为其思想的根柢。在对"幻灯事件"的异乎通常的解释上,竹内好是把它作为形成绝望的一个要素来加以考察的,却并不违背事实。以反抗绝望为其思想根柢的鲁迅,真正地肩负起了民族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     

启蒙者与文学者:鲁迅研究的不同关注点——由竹内好的《鲁迅》说起

竹内好的《鲁迅》是日本鲁迅研究界的奠基之作。他认为启蒙者鲁迅只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从外部被解释的鲁迅,生成启蒙者鲁迅的是文学者鲁迅这个终极之场。竹内好追问文学者鲁迅形成的回心时刻,认为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十年沉默期间,有一个获得文学自觉的时刻,这以后鲁迅坚持了文学者的基本立场,以此去直面各种话语环境。竹内好《鲁迅》开创了一种鲁迅研究范式,即不是单单注重鲁迅的思想文化意义,而更注重鲁迅本人的生命体验如何在他的文学活动中如熔岩得以赋型的研究。这对过于强调鲁迅的思想文化价值而忽视鲁迅的文学体验的中国学界,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反思与质疑:关于“竹内鲁迅”的三个命题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是一座高峰,但又并不孤立,它的形成完全可以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中找到依据。其在我国学界由"失踪"到突然变成"热点",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鲁迅精神也由此以一种别样的面貌得以还魂。然而,当竹内好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指归滤除了鲁迅文学骨骼中的民族、社会、宏大叙事时,"回心"显然已无法有力解释鲁迅文学生成的全部复杂性,而这,正是竹内好的"不见"。     

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竹内好、木山英雄以及汪卫东关于鲁迅分期的论述及其问题

竹内好和木山英雄都以鲁迅世界中主体沉没与否作为划分前后期的根据,但在划分的时间界点上存在着分歧:对于"呐喊"与"随感录"时期是属于界点之前还是之后存在着不同意见。竹内好忽略了"呐喊"时期鲁迅写作中"主题性"时有时无的问题,而木山英雄则过分关注于"呐喊"时期的"寂寞"性问题。汪卫东试图弭平这两位的分歧,提出了"第二次绝望"的分期法,认为1923年是鲁迅蜕变的一个关键时刻,此后鲁迅开始朝向其反抗绝望的文学行动——杂文进军。这三种分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其实鲁迅一生的痕迹是从留日时期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时代经过一个大的"之间"而走向反文学的杂文写作的时代。这个大的"之间"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经过《呐喊·自序》《希望》的写作并最终抵达《写在〈坟〉后面》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正是鲁迅扬弃虚无世界像而朝向虚妄世界像逐渐转变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才逐渐形成了其"留白"的美学观,而这构成了其杂文写作的前提。     

“回心之轴”、关系思维与鲁迅的革命文学观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问题上的分歧,代表了知识分子面对革命的两种方式。创造社、太阳社在民族激情、阶级激情的支配下,出于对主义的认同而自觉追求某种秩序,而鲁迅却坚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与批判立场,坚持对于意义的追问。从其特有的革命观和知识分子观出发,鲁迅以一种关系思维的模式,进一步从革命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入手,表达了他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其一,革命侵入文学,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学的异化;其二,异化了的文学和没有了解革命本质的突变的知识分子也不会给革命带来任何益处。     

超越“竹内鲁迅”:木山英雄对“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自觉采取了对于历史和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历史化和相对化处理,通过对"实力与文章"框架的建构,即回归到文章乃至语言的层面上,以自己最感兴趣的二十年代为中心,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加以并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伸、拓展到对周氏兄弟与倡导"文学复古"章太炎文学观的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竹内鲁迅"及整个思想界通行的"政治与文学"思考框架的超越与突破。     

鲁迅的抵抗与亚洲的主体性建构——伊藤虎丸和竹内好关于中日近代化的比较性思考

伊藤虎丸继承了竹内好等人对于过去的日本所进行的亚洲侵略的自我反省的态度,吸收了竹内好的＂文化＂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在不失其本来精神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思想与理解加以补充或阐发,并置于思想史的语境中加以比较,从根本上思考鲁迅及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意义,使竹内精神在伊藤思想中获得新意和新的生命。     

竹内好的鲁迅论:一种着眼于存在之基本问题的现象学式的解读

竹内好的鲁迅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现象学式的。他从"无"的根源出发将鲁迅定义为自觉的文学者。在他那里,这个所谓的"无"对鲁迅的文学及其整个文学性的存在本身来说始终具有一种根源性意义;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是在对各种形而上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实施了一种现象学式的悬搁之后,或者说是在抛弃了这些东西之后,鲁迅文学才真正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悬搁或抛弃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当下现实的整体性承担。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就是在这种抛弃与承担中形成了关乎其自身之存在的文学者气质,并在种种现实性论争中使他那生成于"无"之本源中的文学,获得了其真正的具体现实性存在。同时贯穿在其整个鲁迅研究中的,是竹内好对文学本身之存在本质的一种具有存在论深度的现象学思考:只有当其在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的意义上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并由此而与之有一种内在的本质关联的时候,文学本身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始终具有一种主导性意义。     

“回到鲁迅”的政治性——论1970年代末政治变动与“王富仁鲁迅”的产生

本文着重呈现1970年代末社会变动决定"王富仁鲁迅"产生的具体过程,分析1970年代末政治变动引发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普遍焦虑、"反经验主义"斗争、"反封建"的政治反思等如何决定着"回到鲁迅"的提出、方法和前提。论文由此揭示"回到鲁迅"不是单纯的学术方法,而是具有政治功能性的知识实践。它参与的不是"社/资"的替代性历史,而是自197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框架内"普遍/特殊"的反思性历史。"不断回到"的循环是该反思性历史的延续。     

“无文时代细论文”——论郜元宝的文学本位批评观

郜元宝的鲁迅研究,紧扣"立心",指出鲁迅以"文学"为事业,以"语言"做载体,以"文章""化"人。受鲁迅感召,郜元宝形成了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观,并发展出特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式批评,即评论当代文学会自觉联想到鲁迅,时时回顾鲁迅之言,对照鲁迅之行,以这种"活用"的方式参与建设鲁迅传统,以鲁迅传统之月,照当代文学的千江之水。鲁迅的文学不仅是他的研究对象,更是他进行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尺。而他实现文学本位批评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聚焦新文学语言,关注语言问题。郜元宝以"音本位""字本位"为切入点,详解当代作家语言构成,指出南方方言因更不易"言文一致",反而存在更多可能性。     

还原“历史现场”——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的新视角

"鲁迅与明治日本"是一个存在较大成长空间的研究领域。这既是由于跨国家、跨文化之特殊性质,也在于这一问题内部本身包含了不同文化思想学术知识体系的交集以及相互影响和结构关系。在这一领域,日本研究者有一系列出色的研究,尤其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实证考察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而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对"历史现场"的庞大背景、内部复杂交错结构的把握和理论提升等方面,则具有潜在优势。彻底清理、还原"历史现场",突破固有观念的限制,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构建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模盘,将为这一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视野和参照坐标。     

“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进程,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时代脉搏跳动的。由于鲁迅研究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形成的显学、官学地位,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只能遵从官方规定的结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对旧有束缚的每一次破除,都是研究者争取自由思想的学术勇气的体现,同时又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推动力。这里刊登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新时期鲁迅研究,肯定成绩,揭示问题,表达着学术研究者冲破外在的和自身的禁锢,自由思想、自主创造的愿望。     

美国的“鲁迅热”——英语世界学术界对鲁迅的再评价

本文探讨了美国学术界一项新动态：“鲁迅热”。从政治、文化、历史角度加以分析,并详细介绍了四本新英文专著：周杉(Eva Shan Chou)的《记忆,暴力,辫子：鲁迅解读中国》(Memory,Violence,Queues:Lu Xun Interprets China);格罗利亚·戴维斯(Gloria Davies)的《鲁迅的革命：写在暴力之中》(Lu Xun’s Revolution: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庄爱玲(Eileen J.Cheng)的《文学的遗体：死亡,创伤和鲁迅对哀悼的拒绝》(Literary Remains:Death,Trauma,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以及柯德席(Nicholas A.Kaldis)著《中国散文诗：鲁迅的〈野草〉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Lu Xun’s Wild Grass(Yecao)]。美国学者在过去为鲁迅研究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但他们的专著相对中国、日本而言显得零星。现在华裔美、澳籍学者挺胸走出来了,而且这四项令人兴奋的著作之间没有多...     

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

鲁迅研究中的“斯巴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的解析上：是“翻译”还是“创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文体问题的讨论等。其中,关于《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理所当然构成了这些讨论的前提却又并没有解决。对此,文章提出一种不同维度上的调查构想和设计,即不把“斯巴达”仅仅看作周树人《斯巴达之魂》单篇作品中的孤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整个近代“国民性”话语建构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在这一观察维度下,《斯巴达之魂》便不再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篇早期习作”,而呈现为一个从梁启超到周树人的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梁启超和周树人为什么会把“斯巴达”作为新知和思想来传播,他们如何建构各自的“斯巴达”,他们与周围及其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斯巴达”话语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亦自然内包于新的观察维度之下并清晰呈现于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当中。     

无“家”的彷徨——鲁迅对于“家”的绝望与痛苦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忽略了对于其"家"主题的考察,实际上鲁迅的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对于"家"的焦虑。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微观的家庭、中观的家族和宏观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鲁迅藉此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无"家"的绝望与痛苦。鲁迅作品中的"家"主题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焦虑。     

关于鲁迅的“同路人”问题及其他

历史上有对鲁迅同路人的一种身份界定,连冯雪峰、瞿秋白都持过此观点。革命文学运动时,创造社、太阳社思想和行为上的极端盲动幼稚,未能形成比较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文学主流,在此语境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是一种傲慢、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实际上鲁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帮助过共产党,不是一个在旁边说话的同路人。从鲁迅对他人议论自己同路人的反应以及鲁迅对苏俄文学史上同路人的评价看,鲁迅不是同路人。对鲁迅同路人身份的认识实际上还涉及如何客观认识现代文学的历史真貌。     

“鲁迅作为方法”的三个层面

70后"鲁迅研究学人群体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素养,是目前学院派研究的主体,但同前几代鲁迅研究学人相比,学院派研究缺少一些研究的"温度",为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有必要借鉴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学派和中国1980年代以钱理群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学人的经验,即以鲁迅作为方法,将自身的处境以及社会现实问题作为鲁迅研究的驱动来展开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仅如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还要有意识地超越前人研究,其方法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思考"现代"及其问题,从长历史的角度质疑和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思维模式,在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下去重新审视鲁迅及其问题。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困境与“政治鲁迅”的突围——对近年来鲁迅研究一种新动向的考察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虽不乏创新成果,但重复性、细小化、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近几年来,有几位年轻学者提出"政治鲁迅"的口号,试图改变鲁迅研究的困顿状态,但目前来看,他们有创新性成果,但还没有达到改变鲁迅研究范式的高度。尽管如此,这一口号给沉闷的鲁迅研究界带来了活力,其前景值得期待。     

“荒原”意象与鲁迅小说的文化心态

"荒原"意象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艺术现象。这一现象表现着鲁迅的文化心态,即鲁迅在理性上倾向于新文化的价值立场,而在心理深处对传统文化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认同。以往的鲁迅研究认为"荒原"意象来自鲁迅作为新文化的觉醒者面对传统文化的包围所形成的孤独感,本文认为不仅如此,"荒原"意象还来自于鲁迅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袭者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失落的痛惜感以及鲁迅对于新、旧文化价值选择的独特认识。这种心态表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深刻性与独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