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论"的本义考辨

希利斯·米勒提出了"文学的终结在即"的著名论题.它在美国本土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却在中国引起了人们激烈的反对.为什么?文章指出米勒"文学终结论"的"文学"不是指一种学科门类或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体,而是指一种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的文化话语.国内的理论家和学者们不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米勒的文学的,而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理论米勒的文学的,因而对该命题产生了普遍的误解.国内的理论家和学者们对米勒"文学终结论"的反诘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的放矢的.     

从《文学死了吗》叩询不死的文学性——米勒的文学观兼及中国1980年代后文学实践

"文学终结论"源自希利斯·米勒.学术界以该命题为研究对象形成对立的两派.因此,能否正确理解米勒的观点成为探讨问题的关键.米勒的《文学死了吗》从世界、作品、读者三个角度捍卫文学性,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观,并提出应对文学地位被大众传播动摇的对策.无论是从理论意义,文学自身拥有的超越其他大众文化的特质,还是从指导读者阅读的方法上,他均表达了支持文学的信念.这一文学观与中国1980年代后的文学实践具有同构性.     

论电子时代的文学发展

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一些较为年轻的学者受米勒、德里达等人的影响对文学的发展抱有较为消极的心态,认为"文学将死"。然而文学正在发展的事实证明,文学并没有走进死胡同。从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社会、作家、作品、读者的角度来看,文学在电子时代呈现出依存环境的开放性、权威的消解、载体的多样化、读者整体水平提升等新的特点。在新的时代表现出来的这些新的特点,正是其得以发展的生命之源。面对未来,文学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但是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属性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以及终将实现其应有地位的回归。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文学的现在与未来

图像时代来了,文学不会终结。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文学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历史,塑造人类的灵魂,表达政治的意愿并作用于政治;文学还是重要的社会财富资源,是人类创造力的孵化器。正是从我国文学的实践现状和文学理论原理看,文学不可能走向终结。     

以王安忆为个案探求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世俗文学"文坛三足鼎立之势持续了很有一段时间,但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学进入消费时代;新的数字媒介带来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打乱了文坛的格局,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新世纪以来产生的"文学终结"论成为了近几年文坛争论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王安忆为个案对当代文学的未来走向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想”看发展——对“自我”与“他者”认知之道的再思考

通过追溯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梳理不同时代学者对"世界文学"的不同解读,可使人们可以更加清楚比较文学的蜕变与发展;深层次地了解"世界文学"的模糊性,可以更加明白比较文学的未来以及它可能带有的"局限性".总之,正是通过对"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思考,人们确立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理想;正是通过对"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再思考,人们认识到"世界文学"具有既不可替代又难以企及的特点.     

论图像时代文学的生存

当今数字媒介主导下图像时代的到来对文学产生了很大冲击,甚至有学者提出文学消亡的观点.实际上图像时代对文学的影响,是造成了文字阅读的式微、文学崇高定位的跌落.无论是从载体上还是从人类接受层面上看,文学都有存在的理由,文学存在有其深层价值.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文学的载体——语言文字是人类思考的工具,这一切都决定了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消亡.     

文学观念·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曹丕文学理论三题

本文将曹丕关于“文以气为主”、“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审己以度人”的文学主张化解为“文学观念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批评论”三个命题来研究。认为曹丕文学理论的诞生，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使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其历史意义自当不可低估，其现实意义亦不容忽视。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焦虑症”

伴随着经典文学时代的终结与后文学时代的来临,"经典焦虑症"在文学研究中普遍蔓延开来。这是由经典性期待而生成的一种恐惧的、焦虑性的"情感综合症"。它既是对当代文学的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对当代文学危机的忧虑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的时代症候,出入于各种经典话语场。正是文学经典主义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文学经典主义的坚持,导致了"经典焦虑症"的产生。只有顺应文学生活的转变,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随着各种新媒介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有别于经典文学时代的各种"后文学"现象。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文学的“狂欢”与文学研究的“复调”

随着文学的“泛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 ,文艺学科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文章阐述了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现状 ,分析了危机意识生发的原因 ,并力图提出有操作性的应对策略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世界汉语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张艺谋艺术创作的启示

当前,海外的汉语写作以超民族性、超国别性、超文化性的状态,凸显了汉语语种文学的特性.世界汉语写作的演变轨迹与同处全球化、多元化语境中并已经得到世界影坛普遍认可的张艺谋的艺术创作路径吻合,都呈现一条从民族到国别再到语种的轨迹.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文学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的来源及演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表明其理论内涵应该是带有阶级性质的思想体系,对此不能随意扩大,尤其不能与“社会意识”及“意识形式”相混淆。文学不应定义为意识形态,但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文学在阶级社会中可能具有的重要功能。     

质疑“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的概念自50年代后期诞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流程中对这个概念的认识、理解呈现出不同的状貌,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有多种论调质疑此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力图还原历史真实面貌,以利于该学科的完善与发展.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