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注释的视野看王文诰的苏诗批评

自汉代以来,古代诗歌注释就包含了在详细释意的基础上开展诗歌批评的传统。受此影响,清代苏诗注释者王文诰一反清代诗歌注释重视实证、轻视批评的风气,在总结苏诗的立意、发掘言外之意,并分段释意的基础上,在随文注释中评论苏诗的创作方法,总结创作技巧,其中包括:对苏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夺胎换骨、以文为诗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苏诗的开头与结尾、行文的章法结构等创作技巧;还分析了苏轼咏物诗、和答诗、挽词、应制诗、转韵体等题材或体裁的创新之处与独到之处。这种寓诗学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1917年南社唐宋诗之争原因探微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聚讼不已的公案。1917年,发生在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不仅结束了这场公案,而且凸现出同光体与南社之间深层次的分歧。在诗学风格上,同光体诗人多关注诗歌的终极性关怀,而南社注重诗歌的当下性意义。在诗学理论思想上,同光体诗人则多倾向于以儒学经典为其诗学根柢,因而多尊孔,而南社内部宗唐诗人许多倾向于墨家思想。因而,在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与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影响下,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由最初的诗学论争,逐渐演化为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     

诗界革命:超越唐宋诗之争,主张觅求新诗界

本文从唐宋诗之争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界革命".基于开创诗界新纪元之目的,诗界革命派反对分唐界宋和诗坛的泥古之风,主张继承一切优秀的诗学遗产,包括诗学史上两种诗学典范--唐诗和宋诗,泯灭唐宋诗之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采纳民歌民谣入诗,是对唐宋诗两种既有范式的超越,而从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来看,对唐宋诗之争也影响巨大,客观上终结了这场长达千年的诗争.     

“迷楼”:柳亚子与南社文学古典主义的悖论

作为晚清诗界革命的继承者,柳亚子的诗大多遵循格律和文体规范,但亦显示出其与现代世界保持关联的不懈努力。柳亚子的文体实验赋予他的诗作一种新颖与现代的大胆品格。这些诗作进一步挑战了新诗、旧诗截然有别的一般观点,展现出中国抒情传统朝向"现代古典主义"的内在演进。古典主义诗歌的实践提供了一条道路,在已经西化和正在西化的现代社会内部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其文化选择乃建基于一种美学倾向。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南社之间的争论并非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文人之争;相反,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南社力图继承和改造精英文学传统,而新文化主义者则趋向发明一种"替代性传统"。在唐宋诗风格的对峙中,南社的大部分领袖都倾向于选择性地继承(在他们看来)可以承载革命精神的传统的某些形式元素。这赢得了争论,但他们对诗歌形式之伦理功能的信念与其激进对手——新文化运动的偶像破坏者们——事实上如出一辙,使得他们最终不得不接受后者的论点。柳亚子依然不断尝试用新鲜的语言和形式来革新旧诗,但他的实践已然缺乏理论基础:如同一座壮丽的迷楼,旧诗于他成了一座在历史漩涡中必然毁灭崩塌的罪恶迷宫。⁽¹⁾     

论方东树及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的唐宋诗观

桐城派既是一个散文流派,也是一个诗歌流派。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继承了先贤姚鼐的论诗宗旨,在唐宋诗之争中采取无分唐宋的诗学策略,评诗不轩唐轾宋,方东树的诗论是其典型代表。他们论诗强调创变,反对摹拟,务去陈言,化古生新,因而对善于创新的宋诗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极为推崇,于拟唐的明七子、"诗文浅陋"的性灵派及好用僻字、僻典的浙派持批评态度。在性情与学问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相容,化学为才,体现出他们唐宋兼融的旨意。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偏重唐诗美学趣味的倾向。     

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唐宋诗之争是诗史上的一大论题,也是明清之际诗坛的一个焦点。与别人纠缠于唐宋优劣不同,黄宗羲、钱澄之等人引入"性情"理论来否定唐宋诗之争,希望诗歌的写作能跳出模拟的窠臼,在抒发个人性情的基础上书写世运。在清初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钱澄之等人的思考与他们曾长期从事抗清复明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严羽、刘克庄唐宋诗之争认知差异的原因

刘克庄、严羽分别作为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和诗论大家,对唐宋诗之争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分歧.与严羽论诗旗帜鲜明地“扬唐抑宋”形成鲜明对比,刘克庄论诗“厚唐亦重宋”,造成这种差异主要是与严羽的“盛唐情结”和刘克庄的“隆宋气骨”密切相关,追根究底,便是严、刘二家各自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的不同.     

明代诗坛唐宋之争的演进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唐宋诗之争在明代大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中后期三个阶段。初期完全为尊唐主张所笼罩。中期尊唐主张推向极致,但同时为宋诗张目的主张开始较多出现。中后期既尊唐音,又给予宋诗极大的肯定,显示了人们的认识开始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说明明人开始认识到唐宋诗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种不同审美特质的诗歌范型。这种演进为以后清代崇宋诗歌风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文学革命意义中的唐宋诗之争

1917年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在新文化运动的介入下文学论争演变成文化事件。南社在新旧文化冲突下地位尴尬,以至于陷于解体之危。新思潮对传统文学的摧颓相生相离,既有决绝式的告别,又连而不断,作为一种传统保留在新文学中。而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急于打破旧时代框架,对旧文化之评价,则多了思想史意义上的道德性批判。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唐宋词"第一调"中"第一人"--论苏轼《浣溪沙》的创作成就

<浣溪沙>是唐宋词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调",苏轼则是<浣溪沙>创作数量最多的"第一人".在<浣溪沙>的创作中,苏轼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艳科"格局,拓展了题材内容的表现范围,提升了词体文学抒情言志的艺术品格,而且在形式体制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艺术的表现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透过<浣溪沙>这一词调的创作,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苏轼对宋词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包括三个重点对象：选诗（先唐诗）、唐诗和宋诗。其论诗范围已涵盖到当时为止的全部诗史。朱熹特别重视选诗,认为选诗是后世诗人应该仿效的典范。他最早对陶渊明诗的平淡风格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对于唐诗,朱熹强调应以李白、杜甫为典范。他肯定李、杜诗中遵循选诗法度的、风格平正稳健易于仿效的部分。他虽然最为推重先唐诗自然朴素的风格,但并不一味的厚古薄今,对唐、宋的主要诗人多有肯定。朱熹的批评含有针砭当时诗坛风气的现实意义,对后代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

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之间关于唐宋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令人关注的事件。清代翰林院诗学重唐,而反对宋诗。汪懋麟和施闰章之间的诗学争论关涉到历史上翰林与主事诗歌主张的矛盾;汪氏和徐乾学之间的诗学论争则关涉到翰林院的＂玉堂家数＂与失意文人＂不平则鸣＂思想的对立。总之他们之间的诗学之争深刻反映了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的巨大差异。     

新生代唐宋词研究述评

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生的唐宋词研究新生代学人,逐渐成为当代唐宋词研究的生力军。正规的教育,完备的知识,活跃的思想,形成了他们善于思索,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与个性。对几位有代表性的研究者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大致窥见这一学术群体的特点、成就和不足。     

关于黄山谷学杜的历史争议及重新认识

杜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典范确立于宋代。而在这一典范的确立过程中,黄山谷学杜和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在黄山谷学杜是否得其精髓这一问题上,历代学者争议颇多,至今未有定论。文章在详细考察历代学者有关论点的基础上指出,面对唐诗这样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宋人必须对诗歌创作的题材、写作方式等进行变革,这才符合中国诗歌发展递嬗的规律。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对黄山谷学杜的功绩予以确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黄庭坚是诗歌史上学杜得其精髓的重要诗人之一。     

论苏轼对柳永词的态度与“柳七郎风味”

苏轼对柳词的态度是复杂并且微妙的,有批评,甚至轻视;然更主要的,却是赞美和推崇,并提出了"柳七郎风味"来概括柳词的主要艺术风格,即雅俗共赏:以铺叙之功化俗为雅;用典、下字以雅融俗;以入神的白描,或以深情的剖白之真化俗为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