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恩典—信仰”观的认识论困境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与信仰一直是以张力的形式存在的。这一张力不仅对人的"认识"本身带来冲击,使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能力进行更深刻的拷问与反思;而且也对人的生存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深刻揭示这一张力的思想家中,奥古斯丁功不可没,他从古希腊哲学中的"人皆求善"原则出发,靠哲学的沉思来寻求真理和至善;在无功而返后从基督教的恩典、信仰中得到了他所谓的"至善",使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转化成恩典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拓宽了后人分析理性和信仰之关系的视域。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哲学的形成: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理性和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两大要素,在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虽然理性的科学精神占了主导,但整个西方哲学始终运动在理性和信仰交织的精神网络上,尤其是中世纪哲学,理性与信仰的交融与调和孕育出的中世纪哲学,它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道。对于欧洲中世纪哲学探析和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发展脉络。     

理性信仰的精神家园之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上帝思想及其现代伦理价值

在学界熟知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认识能力的考察中,他的上帝思想却透露出一种特殊方式的伦理表达,并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现代伦理价值。他在全书的中心即先验辩证论的论述中,为了把握最高的统一整体而引出灵魂、世界、上帝。他关于上帝表述的含义:上帝是一种本体、无限、物自体;是一种产生于理性、不可避免的最高层次的先验幻相;是一种理性的理念;也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理想。他理论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神,旨在提升人而贬抑神。康德上帝思想的现代伦理价值:充满一种折射着价值理性之光的伦理精神;深含着一种构筑精神家园之盼的道德信仰;蕴涵着一种实现人类至善之梦的真善美情怀。它从特殊的视角审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并且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缺口,进而追求主体精神与道德人格的完美统一。这对于急功近利于工业文明、锱铢必较于商业社会的抑郁而疲惫的"现代人"而言,不啻为一种脱胎换骨的期盼和洗心革面的警醒。     

人何以为人?——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

中国先秦儒家哲学发起的"人禽之辨"尽管与西方中世纪宗教哲学发起的"人神之辨"很不相同,但目的都在于认识人自己。在当今信息时代,机器人的出现使得认识人自己这一哲学的最高主题复杂起来,使得人的机器化问题转换成为机器的人化问题,从而深刻地凸显了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而不是道德。禽兽本没有自我意识,因此也就没有善恶观念,道德是衡量人的善与恶的区别所在。从自我意识出发,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禽之辨",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机之辨"。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信仰培育——一种基于西方诠释学的考察

理解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关键词。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程中,对理解和信仰关系的处理有着不同的模式：古代圣经诠释学主张理解基于信仰并服从信仰,信仰被置于理解之上。基于人神之别的宗教预设．教会的解释被赋予绝对的权威。近现代精神诠释学则倡导基于理解的认同,理性的理解从宗教信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独立地位,理解不再仰信仰之鼻息,亦不趋向对他人的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普通民众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培育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并把这种信仰融入到日常实际生活中去。诉诸基于理性理解的信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理性与信仰有高低之分吗?——从托马斯与洛克的看法说起

理性与信仰孰高孰低是古往今来的哲学经常论及的问题.尽管不同的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但在谈论这一问题时,均未对问题本身提出过质疑.我们可以把托马斯所讲的信仰理解为作为人的认识的神的认识,而由于神的认识高于人的认识,所以人的信仰高于人的理性.洛克则认为,信仰是有根据的意见,因而从属于理性.实际上.在现实的认识中,既没有脱离信仰的纯粹的理性,也没有脱离理性的纯粹的信仰,因而很难分出理性与信仰的高低.     

解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可以从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其特定意蕴.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彰显的是认知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凸现的是实践理性精神.天人合一观成为解决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指导性哲学依据.     

道德的认识之维

从善的确认,到善的选择;从知善到行善,道德认识展开于道德领域的各个方面。就道德规范而言,其形成既以价值的认定及社会伦理关系的把握为前提,同时又体现了一定的道德理想,其中蕴含着认识的内容。道德领域更内在的认识论问题,涉及对善本身的把握。认识主体的整体性或具体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认知与评价的相融、经验与体验的结合,直觉与逻辑思维的统一,构成了道德认识所以可能的基本前提。作为道德知识与价值信念的统一,道德认识在确认何者为善的同时,也要求将这种确认化为行动;就道德认识的实践趋向而言,关于当然的知识,不仅需回答“应当做什么”,而且要回答“应当如何做?”惟有如此,才能扬弃自发性与盲目性而真正赋予道德行为以合理的品格。     

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与融合：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及其启示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处理集中表现了他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克尔凯郭尔一方面批判理性对信仰的僭越和冒犯,认为信仰的悖论是一种为个体内在激情所保证的真理;另一方面则从哲学激情与信仰激情的差别和联系中找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与汇通之路。克尔凯郭尔以信仰统合理性批判了黑格尔将信仰理性化的思路,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在理性思辨至上、忽略个体生存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克尔凯郭尔从内在激情视角对理性和信仰的统合对于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反抗忽略现实生存的抽象思辨具有重要的启示。由于他主要是通过个体内在激情的迸发来实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因而与黑格尔一样陷入唯心主义,从而未能找到理性与信仰得以统一的现实基石。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下进行批判性汲取。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