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浙江的"乡"、"节"、"会"与区域形象设计

浙江的"乡"、"节"、"会",在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大多还处于区域形象的自然生成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建设文化大省的需要,迫切要求浙江省的市、县、乡、镇进行区域形象的重新定位、策划和设计.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区域形象的人文精神,应成为区域形象浪潮的新追求.     

"辞""赋"与乐府

汉人"辞"赋"之称,与"乐府"有直接的关系.乐府采楚地民间歌谣及文人作品,在朝廷配乐歌唱,作为制音协律的底本,故称"楚辞";同时它又可诵读,其诵读形式便被称为"赋".于是在今人看来,"辞"与"赋"在这里似乎被混同了.     

揭阳籍女词人张荃生平与创作考略

揭阳籍女词人张荃家学深厚,才华横溢,工于诗词,一生潜心执教,业余致力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与研究,著有《刘后村先生年谱》《荪簃诗词稿》等,辑有《张荃诗文集》,在现代词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荃的文学创作历程紧随其行纪历程而辗转流寓,主要分为揭阳、杭州、厦门、台湾和新马几个时期,她笔下的文学图景是现代作家流动的写照,反映了汉语新文学创作多元离散的格局,是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百年发展史上"古典与现代双峰对峙"现象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同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代表性的女词人,她的文学史命运与女性个体生命历程紧密相连,展示了现代女性在寻求自我解放与独立自由进程中的时代性悲剧命运。     

"了"、"却"的语法化以及"了"、"却"的替换

汉语词汇很早就出现实词和虚词的区分。虚词大都是通过实词转变而来,通常是由于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或者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意义。本文对"却"、"了"两个虚词的语法化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描写,并从历时的角度对其演变作出解释。     

中庸与华夏文化“一”、“二”、“三”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实践理性的反映。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使传统文化具有了复杂性。重视实践理性的民族性和"一"于"道"、"一"于天理、"一"于礼义的封建性在中庸思想里都有典型体现——所谓"叩其两端竭其中",就是这种"一"于"道"的封建性本体论趋向与"叩问"二元的现实实践趋向的多重交叉,形成了"一"中有"二"、"二"中有"一"、以"一"为体、以"二"为用的中庸思想结构。其缺陷是"中"与"庸"即"用"失衡、封建教义与现实实践失衡、封建教义之"一"与现实实践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之"二"失衡。我们认为,庞朴先生"中庸"即"三分"的观点,是消解这种"一、二、一"僵化结构的时代性创新,具有实践主义的现实指向。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刘三姐》魅力历久不衰的原因探究

本文列举了六十年代版《刘三姐》魅力历久不衰的事实。认为《刘三姐》得到受众广泛欢迎的原因有,颂扬人们追求、捍卫自由权利的倾向,故事与社会环境的高度真实性,创作者和政府管理部门尊重民间创作的态度,较深的喜剧造诣等。认为研究《刘三姐》,在文艺作品的创作、展示等不断市场化,许多人梦寐以求自己的工作能象《刘三姐》一样,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商业性高度统一的今天,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副词“接连”和“接连”句

文章主要研究副词“接连”的语义和句法功能，兼与“连连”、“一连”、“连续”、“陆续”作一比较。“动作或性质的相接或紧接性”是“接连”区别于“连连”、“一连”、“连续”、“陆续”的重要的语义特征。对“量”的强调，从极强的主观性到相对的客观性，形成了一个“连连〉一连〉接连〉连续〉陆续”的连续统，“接连”处于这个连续统的中间地带。     

提高执政能力的社会学分析——“本体论”、“认识论”与社会整合

在提高执政能力的意义上,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新二元社会结构的生成,人和自然关系所发生的由工业化到后工业化阶段的变化,是当下政策主体面对的最基本的政策客体问题;随着政策客体的变化,维系工业化阶段的主客二分的思维形式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主体间际性的思维方式在习惯理念和执政模式上应有的与时俱进要求;而对新二元社会条件下社会整合机制的认识,则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必要的社会政策理念。     

《诗经·秦风·权舆》管窥

<诗经·秦风·权舆>是一首王族宗亲慨叹今不如昔的作品,为当时秦国社会变革的一种反映,折射出奴隶主破落与"士"阶层兴起这一时代发展趋势,其产生与秦国特有的文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策略有关.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玄圣"孔子"为汉赤制"

倡言"玄圣"孔子"为汉赤制",是谶纬宣扬尧后火德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春秋公羊家们曾有孔子"缘鲁以言王义"、"以<春秋>当新王"的理论,把没有过当"王"的实际经历的孔子说成为"素王";而谶纬家在公羊家说的基础上,对"素王"说做了怪异的发挥.他们声称:孔子是"黑帝后",因属德为水,故无法"代周家木德之苍",于是只好充当汉继周的媒介,以"玄圣"的身份"为汉赤制";<春秋>、<孝经>两部书,是"玄圣"用以制法的主要典籍,而<春秋>所记"西狩获麟"故事,则是"赤受命.苍失权"之符.为了使"获麟"与"赤汉"受命产生联系,谶纬家对"获麟"故事做了指向很明确的改编.孔子由"素王"变为"玄圣"的过程,便是由"受命王"变为"制法主"的过程.谶纬把孔子作为"闰统"置换了与其同德的秦,在为古史平添了一个虚拟的"春秋朝"的同时,也剔除了一个实际存在过的秦朝.     

纳西族的桑尼、毕、扒

在纳两族传统文化中,巫文化在重要的空间、时间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而其中的占卜文化.更占有其重要的地位.在纳两族民间活跃着一批占卜者——"桑尼",他们与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中记载的占卜者"扒"和祭师"毕"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一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包含着纳西文化不断发展的历程,反映出人类的认知记忆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试论江西广昌古代天文学家揭暄《写天新语》--兼比较揭暄与哥白尼的写天新语

公元前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在西方统治了1500年,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地动说”,首次把宇宙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此说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揭暄《璇玑遗述》即《写天新语》、《昊书》、《性书》等天文著作,提出了天地万物“气化说”,“星以日为主”,“日以天为主”;“天外皆天”,“天内皆天”,“广厚无际,天球无数”说。其宇宙学超出了太阳系,近似现代科学的宇宙无限论。     

《全宋诗》失收吉安诗人拾补

北京大学编纂的《全宋诗》及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订补》均失收吉安地区古代诗人龙仁夫、刘诜、刘彦章、李珏及其诗作,实属档案工作疏漏。现据《全宋诗》编纂凡例精神,对入元前即有诗作后来仕之及入元隐居不仕的四位诗人及其诗作搜罗补缀。     

论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自来研究意象的学者,大都只注意到“个别意象”,而忽略了“整体意象”;即使有的注意及此,也仅提出“意象群”或“总意象”、“分意象”的说法,而无法梳理出“意象系统”来。文章有鉴于此,即以“个别意象”与“整体意象”为基础,试图借着由“层次逻辑”而形成之“章法结构”,将自“个别意象”逐层提升至“整体意象”的“意象系统”作一呈现,使深埋于意象与意象间的内在逻辑或“纽带”,得以开挖、显露出来,进而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作考察,以见“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不可分之关系。     

"儒学"与"仁学"及"生活儒学"问题——与李幼蒸先生商榷

在儒学话语中,"儒学"与"仁学"是同等的:儒学即是仁学,反之亦然."生活儒学"不是"从现象学吸取养分",而是通过对现象学的批判而获得其"生活即是存在"的观念."生活儒学"不仅是"为儒学的当代复兴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而是具有三个观念层级:生活(存在)→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知识论、伦理学)."生活儒学"首先关注的乃是生活及其情感显现:仁爱情感.     

红包、信任与制度

文章从医患信任的视角出发,分析探讨了医患红包产生存在的根源性起因以及治理红包现象的制度建设问题。认为医患红包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的建立,医患之间交往互动的核心是建立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由于医患交往关系的特殊性,从而使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一种以医患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关系信任,红包则充当了关系建构的媒介和医患关系信任产生形成的催化剂。只有进行嵌入性的制度建构,而不仅仅是利益奖惩的制度化,才能够促进医患相互信任的健康成长,消除医患之间的红包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