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比较研究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当伐中国是一种家庭亲情回馈模式,它是以家庭内部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式"式物质赡养和以家庭亲情慰藉为核心的多样化的精神赡养为主要特点.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有距离的亲密"模式,从物质层面看.它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社会财富的代际转移形式得到间接体现;从精神层面看,它立足于社区照料与居家养老服务,以专门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为辅助,以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与情感支持为倡导性伦理责任.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居家养老的发展,中国模式将与西方模式趋同.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比较研究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当代中国是一种家庭亲情回馈模式，它是以家庭内部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式”式物质赡养和以家庭亲情慰藉为核心的多样化的精神赡养为主要特点。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有距离的亲密”模式，从物质层面看，它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社会财富的代际转移形式得到间接体现；从精神层面看，它立足于社区照料与居家养老服务，以专门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为辅助，以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与情感支持为倡导性伦理责任。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居家养老的发展，中国模式将与西方模式趋同。     

代际支持、制度供给与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代际支持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利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代际陪同、对政府生活保障供给满意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以及生活在农村与中部地区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认为政府应发挥养老保障作用,而子女经济支持、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以及年龄对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代际陪同与政府在生活上的保障能有效促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     

中国谁来养老？——基于中国人养老责任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2013）,分析中国人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趋势,考察影响养老责任认知的微观因素。结果发现,子女负责依然是人们普遍的养老责任认知,但呈现逐步减弱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三方负责、政府负责和老人负责;这四种养老责任认知类型呈现出人们养老责任认知的差异序列;人口特征、区域、制度、文化和子女等因素均对养老责任认知具有显著性影响;传统养老代际责任伦理表现出一种继承性和断裂性的不均衡状态。提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全依赖于国家与社会的养老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应该发挥传统养老代际责任伦理功能;要重塑养老代际责任伦理,需要国家、社会与家庭之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相互协同和配合,共同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     

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

分析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状况不容乐观,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中,超过2成无人照料。土地流转、子女外出务工、经济贫困以及代际关系疏离都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土地流转与子女就业、代际关系交织互动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但土地流转与经济收入的相互促进作用对老年人照料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全部子女务农或代际关系疏离的土地流转老人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实地调研资料也显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探索“以地养老”的社会养老模式。     

当代中国的家庭婚姻伦理及其群体差异性——以江苏省为例

通过对"公民道德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了解当代中国家庭伦理的总体状况,研究议题包括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婚姻伦理和代际伦理。分析结果显示,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婚姻伦理的不同维度分别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及职业差异。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仍然是个体的重要归属,但其伦理意义正在逐渐下降;家庭虽然仍然是道德教化的最重要场所之一,但这一功能正日渐被削弱,转而由学校承担;婚姻作为伦理关系正受到个人感受、利益、激情等的冲击;真正显现出危机的是家庭代际伦理,日渐沉重的家庭养老负担和压力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体现就是子女对父辈的不孝敬和赡养不力。     

发扬民族优秀传统 建立和谐代际关系

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外围、社会养老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适合中国国情。家庭养老是以和谐的代际关系为基础 ,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离不开所有的家庭成员。尊重关心老年人 ,就是尊重人生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营造一个代际和谐、社会共享的生活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一员 ,要自尊、自强、自立 ,有能力的老年人要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活动 ,为社会发展继续作贡献。     

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却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之间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老年人自身状况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对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女性老年人不倾向与子女同住,儿子越多与子女同住的机率越小,女儿越多将增加老人选择居住的对象。代际互动变量比老年人状况变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力更强,揭示出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以子女需求为中心的特点。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堪忧,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但女儿养老这一新趋势和新情况值得关注。     

代际伦理视域下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与出路

社会转型引起伦理规范的转型,新的以利益为重的代际关系对原有的以"孝道"为核心的代际伦理关系产生巨大冲击。代际伦理转型下的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供给的双重困境,子女供养不足,政府补贴与社会救助乏力。家庭结构的变化、代际伦理的转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当前形势下,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应该从协调家庭关系、寻求代际公平、完善保障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调动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探寻出路。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退而不休: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研究——以东部地区农村为例

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能够获得稳定的制度性养老保障,但普遍进入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种退而不休的自我养老的状态,改变了原有的在家庭资源匮乏条件下伦理型的代际关系。退而不休得以维持有两方面的原因:在地化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适合老年人的工作机会;社会的价值伦理规范为老年人提供了内在动力。研究认为,资源变量对代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与中西部农村相比,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务工收入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缓解了转型过程家庭发展压力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代际关系呈现出情感性转向的特点。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2003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研究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的影响.发现,子女外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但是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提高.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使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外出儿子对老年父母增加生活照料的可能性更小,促使子女生活照料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而外出使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情感交流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 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

文章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仍以供养型为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互惠型将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微观层面,老年人个体禀赋越低、文化观念越传统、健在子女数越多,则更可能身处传统的供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代际关系越紧密,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呈现出抚养型或互惠型的关系。在宏观层面,社会保障的获得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经济资源的双向互惠流动。研究结果对于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前瞻性应对中国家庭养老风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自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养老秩序——基于川西平原S村的实地调研

调查发现,"自主型"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态,其主要特征为代际之间财产分配自主化、伦理责任低度化及情感高度关联化。自主型代际关系形成的结构性诱因是婚姻模式的情感化、村庄竞争的弱化以及相对健全的养老保障政策。其最直接的社会效应表现为代际之间在物质上既脱离剥削而情感上又温情脉脉,代际在"抚养—赡养"的关系中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而非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由此,农村秩序化自我养老模式得以形塑。     

代际支持视角下养老模式更替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将代际支持、储蓄率分别作为“家庭养老”和“储蓄养老”模式的载体,研究养老模式的更替问题。结果表明: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均会降低老年人的储蓄率,且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效果大于非经济支持。此外,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中,经济支持占据决定性地位,即以经济支持为主和非经济支持为辅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代老年人传统的“储蓄养老”模式。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且不断创新养老模式,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城市养老意愿与代际家庭结构——基于深圳市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可考察我国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不同代际家庭结构对养老意愿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年龄在55岁以上、身体状况较好、在深圳若干主要社区能自由外出活动的老年人为采访对象,进行逐个访谈,共收集到1000份问卷。以此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老年人的养老金越多,越倾向于机构养老;子女个数越多,老年人去养老院的意愿越弱;儿子个数的边际影响比女儿高。进一步考虑代际家庭结构后,发现养老金对于少子家庭的影响高于多子家庭;少子家庭中与孩子见面频繁、甚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而多子家庭中与子女关系不睦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

利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老年人养老情况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的现状与特点。结果表明,农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与劳务交往仍然十分普遍,子女对上代的支持依旧是代际交往的主要方向。然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老人的经济独立性提高,子女养老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但是,当老人生病时,子女依然是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今后,在农村,除了要继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并提高保障水平外,还需要解决老年社会化照料服务问题。     

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影响因素与城乡比较研究

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在养老福利供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代际团结理论和动机理论,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定量分析方法探讨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的分布状况、影响因素及相关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全国样本中有53.5％的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的家庭经济支持,农村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城镇老年人,但其获得的经济支持额度低于城镇老年人.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支持受老年人需要结构、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环境结构以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因素的影响,且养老金、家庭居住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有所不同.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品质、维持家庭福利稳定供给,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个体和家庭等不同层面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必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