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思维：学术研究的“普照光”

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集中地表现为提出学术选题的理论洞察力,凝炼学术命题的理论概括力,追求学术创新的理论想象力,构建学术体系的理论思辨力,创造学术经典的理论思想力。只有用理论思维照亮学术研究,才能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而不断地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文学学术规范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回顾告诉我们学术的繁荣需排除非学术的干扰,培养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特别是要防止学术的政治化、功利化;学术研究的深化以自由的论辩为前提,学术贵在“无私”与容物;寻求真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为真理可以为人所垄断,过高估计某种学术理论的社会功效,只能使学术理论失去其对大众的吸引力。     

论学术研究与政策选择的关系

学术研究与政策选择应有各自的规范或原则。可以认为,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正义、整体性、排序和系统性是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是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政策选择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繁荣社会科学的关键是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

不久前,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作协会员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创作必须是自由的”。人们在欢呼过后随即转入深沉的思考:文艺创作是自由的,文艺理论研究当然也足自由的;推而广之,学术研究也应当是自由的。科学是一块自由的土地,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创新,就谈不上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在当前改革的时代尤其是如此。大力提倡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是社会科学改革与繁荣的基本前提。     

大学学术自由的法律保障与实现

学术自由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是其容易遭受侵犯的主要根源。大学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学术思想表达自由、学术活动自由、学术成果发表自由、学术职业保障自由等方面,各方受法律保障的程度不一。大学学术自由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法律保障的完善、大学良好学术制度的构建和学者对学术规范的恪守。     

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与外国学术思想

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界与外国的学术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李大钊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广泛研究和吸收包括日本学术思想、英国学术思想、法国学术思想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想 ,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李大钊是早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术大家 ,是五四时期研究外国学术思想的先驱。     

追寻学术发展的轨迹——评《20世纪中国学术回顾》

回首20世纪,探究中国学术研究的嬗变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代学者殚精竭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到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王伯祥的《中国学术演变史》、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到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著作,通过剖析潮流,辨别良莠,评判高下,厘清师承,均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作了精细深入的研究,为中国学术留下了清晰的印痕。如何展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心灵印痕?如何把诸多学者多年的…     

大学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与不同层次学术权力的相互制约——读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发展,促使以研究和传授高深知识为己任的大学,加快了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步伐,并担负起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如何在承担学术研究社会责任的同时,保持“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当代大学校长思考的共同课题。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阐述了学术自由原则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学者、政府、大学管理者在承担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和维护学术自由方面各自应起的作用。博克的观点,对于正在深化改革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大学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学术评价的性质和作用

学术的本质是求真,学术评价标准是学术目的之具体化,学术研究内在地包含着学术评价。客观性和主观性、可评价性与不可评价性是学术评价中的两对矛盾。学术评价的权威性来源于中立、公正和客观性,需要遵循民主原则;学术批评则是个人行为,遵循自由原则;学术研究尤其崇尚自由精神。学术研究不但要求学术评价,也需要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的促进。学术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其积极作用可促进学术规范和学术发展,其消极作用则可能滋生学术腐败。因此,需要按程序正义设计建设好学术评价制度。     

学术自由的限制因素及其实现的途径

学术自由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所在,也是学术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精神,而学术自由的实现需要多方面的协同才可以实现。因此,分析学术自由实现的主要限制因素,并提供促进学术自由实现的途径对当今学术界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学术上的推进,还是学术上的应景

我们这个时代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形式和内容的分离。从形式上看 ,近年来 ,新的学术刊物、学术论著和译著、学术研究上的新人不断地涌现出来 ,学术研究的经费也在不断地递增 ,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学术繁荣”的印象。然而 ,从内容上看 ,学术界的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的水平上 ;学者们甚至不得不花相当一部分精力去防范“剽窃”这种低级错误 ,去批评“学术腐败”的种种表现形式。笔者认为 ,判断学术研究的现状是否“繁荣” ,关键在于 ,新发表的学术论著是否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结论做出了实质性的推进。我们这…     

试论学术自由的三个条件

<正> 提倡学术自由,鼓励百家争鸣,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但是,这一方针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贯彻。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好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学术的合法化、独立化和多元化。学术的合法化是学术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如果学术不自由的原因在于学术不合法,那么,要实现学术自由就必须首先使学术合法化。即:(1)学术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或认可,从而使学术研究成为法律上所允许的社会     

展开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学术界》的突出特色

《学术界》自 2 0 0 0年第 1期改版以来 ,在全国如林的学术刊物中可谓独标一格 ,不同凡俗 ,其成就是丰富的、多方面的 ,然就笔者的阅读感受来说 ,我觉得其最突出的特色是率先全方位、深入地展开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本是去“研究”哲学及各门具体学科对象的特征、本质和规律的 ,但在《学术界》 ,学术研究自身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学术界》对学术和学者自身进行回瞻、反思、研究和总结 ,从深层次显示了学术的自觉和学术的发展。《学术界》对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从下列一些方面着手的。一、开展学术批评。学术…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刍议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1]由此可见,方法论在胡适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正是其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长     

学术组织与学术创新——对现时学术研究一种状况的考察与反思

学术史研究侧重于考订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学科意识及其方法与实践,因此,考察和思考学术研究的状况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学术研究状况,既包括社会发展状况,也包括学者取向状况,还包括学术管理状况.这些,构成整体的学术研究的链环.在现时的学术研究中,从全国到地方无不加强学术组织管理,或建重点基地,或设重点学科,或是课题立项,层级管理清晰,学者鲜不趋前.对于这种状况,热烈赞扬叫好者有之,动辄反对颇有微词者也有之.我们认为:对现时学术研究的状况理应做冷静、客观、科学、公正的辨析,认清其利弊得失,发挥其固有优势.其实,在现行学术研究状况下,更重要的是强调学术创新的追求、学术自由的维度、学术合作的科学,真正使学术的组织管理成为学术繁荣的推进器.     

简论冯友兰先生的船山研究

1962年冬,冯友兰先生参加了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孔于学术思想讨论会之后,紧接着又参加了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会议期间,冯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即他在济南会议期间,对孔于思想唱的是“高调”,而在长沙会议上对王船山思想则唱的是“低调”。这种“高调”“低调”之论,既反映了冯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反潮流精神,又反映了他对船山思想的独特见解。本文拟对其独特见解,略作分析;     

泰州学派研究的省思与定位

泰州学派是阳明之后一个主要学术流派,在阳明生前逝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泰州学派成员地域分布广泛,学术思想驳杂,与“名教”所认同的“中行”相悖,自明晚期以来就受到理学内部的批判。在近现代学术研究中,泰州学派的学派归属问题存在分歧,另外由于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研究者往往将泰州学派视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是与传统社会相决裂的“革命者”。但泰州学派并非理学的反叛者,而是理学内部对自身诸多弊端的批判者。     

别识心裁通史家风会通史学--纪念南宋史家郑樵诞辰900周年

作为平民史学家 ,郑樵求真务实 ,敢于求异 ,善于创新的学术精神足为我辈楷模。我们把郑樵的学术思想与史学成就概括为 :进行学术研究的途径、方法以及见识、观点上异于前人与时人的别识心裁 ;研究历史的旨趣与视野方面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 ;作为治史指导原则和评价历代史家史学成就标准的会通思想。“会通史学”是郑樵史学思想的精华 ,代表了当时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从戚本禹批李秀成说起

关于学术与政治,这是一个不忍说、不好说、又不能不说的问题。所谓不忍说,是因为有太多令人辛酸的往事和沉痛的教训;所谓不好说,是因为前辈大师和当今时贤已经有深刻的论说,难以贡献新意;所谓不能不说,是因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与政治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无论何人何时来写当代中国学术史,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强势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作用。早在1944年3月26日,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的文章。文章说,所谓主张学术应有自由,就是说“学术思想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应当让它循着自身的规律去展开,去发展”。…     

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

学术上的自由,应该首先要求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保证,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对于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绝对必需的。现在大谈民主、自由,不是说我们国家根本没有民主、自由,而是要求改变我们政治生活中还存在着的不够民主、不够自由的地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被歪曲,学术自由的被限制,就是政治不民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