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投资效应评价的灰色关联分析——以辽宁为研究视角

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地方政府投资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经济行为之一,是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手段。在地方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资源配置、民生、生态环境四个方面的效应中,1998—2008年辽宁省政府投资在资源配置效应的引资能力方面最强,经济增长效应次之,其后是:民生效应、生态环境效应。在2008年辽宁省各地市四个方面的综合效应中,阜新、抚顺的地方政府投资综合效应最大,丹东、沈阳、大连、鞍山次之,最后是营口、葫芦岛。     

中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政府的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政府投资具有不同程度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针对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进而为优化我国政府投资结构提供决策依据。     

我国的企业投资与内生经济增长:1980-2007

本文利用1980-2007年期间的数据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支持内生增长模型。它表明:(1)总量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增;(2)企业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巨大、显著的;(3)政府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4)人力资本在产出扩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能够产生正的外部性。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转型期中国经济的深层制约因素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投资的行为主体。他们积极进行城市建设投资,并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扩大本地投资水平,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缺乏严格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其效率总体上来讲并不高,难以拉动起更多的民间投资,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小,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作为直接投资行为主体的角色应不断淡化,各级地方政府应把其对经济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下放给企业,而专注其公共管理的职能。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转轨时期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运用1978-2006年的省际数据对东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投资对东西部两个经济条件不同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此外,财政投资效应也呈现出内在的结构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较之于物质资本投资更为显著和持久。为此,本文就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调整财政投资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投资消费分析

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密切联系。要提高消费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要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应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金融化——异质性特征与政府激励结构破解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政府部门实现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文章基于上市企业2008—2020年数据,研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等问题。结果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显著驱动企业金融化行为,尤其是对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有明显助推作用,并由此降低了企业的经济绩效。特别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于不同属性企业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化影响。地方政府制度激励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较强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较大的政府干预经济强度、较低的政府运作效率情境中,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显著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但随着政府经济增长激励导向的转变,这种驱动企业金融化的趋势呈现出弱化特征。     

试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供求效应的协调发展

试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供求效应的协调发展王学真余万林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供给和需求双重效应，供求效应的作用过程便是经济的增长过程，当固定资产投资供求效应协调发展时，经济便会自我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当固定资产投资供求效应不协调时，经济增长便会自我...     

中国政府投资的宏观效率研究——基于VEC模型的经验实证

本文通过建立VEC模型，分别采用1980～2010年度数据和1998～2010年的季度数据，从产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个角度检验了中国政府投资的宏观效率。结果表明：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产出弹性小于私人投资，即政府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于私人投资；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中，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私人投资，但持续时间较短。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动态影响显示：短期具有挤入效应，长期挤出效应显现并呈增强趋势，过度扩张的政府投资存在效率损失。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我国现有高投资产业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投资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形势下,探索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传统制造业资本深化形态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制造业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将构成维持中国未来高投资产业的基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对新型城镇化将提供不可或缺的产业支撑。但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房地产泡沫对内需的挤压效应、金融"压制"体制对实体经济的掠夺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对制造业的高税负效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投资转型升级乃至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障碍。要释放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巨大投资,必需破解三大障碍。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经济转型视域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与资源错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及国企依赖度的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投资既是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也会通过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和分布来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竞争"中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偏向于实现短期内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资会加剧公共服务非均等...     

法律体系与投资预期初探

物质资本投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要促进投资就必须在社会范围内形成正向的、积极的投资预期,无论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都是在良好的投资预期下实现的。法律体系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基础,它的指引和保护等作用有利于在民间和政府层面形成良好的投资预期。     

创业资本市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以经济增长的宏观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为背景，从企业层面切入来分析我国经济紧缩的生成机理。其结论是，我国经济紧缩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进入过剩经济后，经济“网络链条”中，由于我国现行的融资制度缺乏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技术项目的金融筛选机制和催生机制，由此使经济中的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最终使企业、银行和居民各“节点”之间的经济环流出现阻塞，以至于形成经济的累积性紧缩。其政策含义是，要真正治理经济紧缩，政府当前能够做到的是尽快启动创业资本市场，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提供融资制度环境。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如何调整

近年,我国以增发国债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连续增发国债的增长拉动效应逐年减弱;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企业税收负担加重,对经济回升产生抑制效应;连续举债扩支,增大了财政税收的压力等。因此,“十五”期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考虑做如下几方面的组合调整:彻底清理税外收费,合理减让税收,调整税制结构;合理调整财政资金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逐步弱化政府在扩大投资方面的主导作用等。     

通货膨胀产生良性经济效应的条件

对通货膨胀增长效应问题的不同看法国内外学术界在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上有三种观点:“促进论”、“促退论”和“中性论”。促进论者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其理由是:(1)政府可以利用通货膨胀的手段征收“货币税”,并以此增加实际投资;(2)企业可以把名义工资变动滞后于物价变动所形成的额外利润用以增加资本积累。促进论者正是基于通货膨胀会增进强制     

积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本文回顾了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做法 ,从投资、消费、外贸三方面分析该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正向作用 ,但效应不能过分高估 ;财政支出与社会总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消费增长作用有着重要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对出口增长有一定作用 ,其效应有一部分是间接的 ,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致 ,分析表明 ,积极财政政策不能持久 ,预计有望在 2 0 0 5年以后淡出。据此 ,提出转换积极财政政策模式和扩大其内涵的建议。     

试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高速增长的效率问题

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不断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进而拉动宏观经济增长。但这种依靠投资 ,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 ,强势拉动的经济增长“高速但低效”。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体制性投资过热 ,但由于现有体制下高额委托代理成本的存在 ,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和效果根本难以保证。因此 ,最好的选择就是逐渐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短期内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还有一定困难 ,因此 ,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 ,应当赋予这种政策以更充分的改革内涵 ,并且要在政策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机制上进行必要的甚至是比较大的调整。     

南京三资企业的技术、人力资本处溢效应分析[1]——对在宁30家三资企业的问卷调查

90年代以来,南京市在引进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国际直接投资纷至沓来,三资企业不仅在数量,而且在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提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南京经济的发展.然而新增长理论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仅在于资本数量的扩大,更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效应、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企业创新以及政府的有效服务.那么,南京三资企业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如何,是否成为南京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在引进外资的工作中,地方政府是否提供了更有效的服务等等,是本文研究的目标和试图加以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