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怎样给杜丽娘以艺术生命——《惊梦》《寻梦》的人物塑造,兼及冯梦龙的删改本《风流梦》

汤显祖是位多才多艺的天才艺术家,成就是多方面的。《牡丹亭》是其代表作,《惊梦》《寻梦》又是其中的精华所在。分析这两折的思想意义和人物塑造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对这位杰出的戏曲艺术大师的了解,并可获得许多艺术技巧上的借鉴。杜丽娘是个闺阁小姐,知府千金,重重的封建枷锁和礼教熏陶,使她的行为拘谨,恪守闺训。但是,她毕竟只有二八年华,阅世不深。因此,当她捧了酒肴向双亲效“千春之祝”时,开口即唱“娇婴欲语,眼见春如许”!道出了她对春光的真实感受。茅元仪批云:“开卷便见情语”,可谓一语破的。这种少女情语是同封建道学家的“收其放心”,“去人欲、     

关于《蒙古学》

近代蒙古学是研究蒙古地区和蒙古人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地理、风俗、宗教、哲学等的一种综合性人文科学。世界上许多国家很早以来就有人专门研究蒙古。近代蒙古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自十九世纪中     

赵州桥传说的民俗文化内涵浅识

赵州桥不仅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也是人文学科领域的瑰宝。赵州桥传说是对民众生活的一种艺术化概括,同时蕴含着浓郁的民俗文化意义和内涵,承载着民众独特的思想情感。赵州桥传说以赵州桥及其周边风物为中心点,使鲁班、张果老、柴王爷等神仙在地化为传说体系的一部分,形成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赵州桥传说还渗透着龙神崇拜的印迹,构建着民间社区的传统历史记忆,并对民众情感的维系、村落的凝聚起到重要作用。     

不须救世主的“末世”论——《自然辩证法》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种“末世”论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终结,整个宇宙的命运也是这样。永恒发展是物质永恒循环中的发展,对人类历史和人自身价值的理解应当置于这个大背景之下。恩格斯的“末世”论既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又是立足科学成果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价值的“终极关怀”。     

关于《水浒》的通信

编辑同志:拜读贵刊1981年第1期上罗华森同志的《<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一文。甚为高兴。因为只有开展不同观点之问的争鸣,才能使我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罗华森同志坚持《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的主要理由是:不能以领导人的出身来决定革命的性质,而要看到“作为起义主力军的几万没有出场的农民群众”。首先,我要声明,我们决非“唯出身论”者,我们认为《水浒》写的不是农民起义,主要的根据也不是由于领导人的出身。但是,反过来说,同样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基本队伍的出身,因为中国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任何一支较大的武     

关于《提灯会》的更正

编辑同志: 《提灯会》(《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有几处错误: ①272页第5行“愦”应作“愤”;②272页第7行     

关于《悲惨世界》的中译本

法国浪漫主义的大师雨果所作的名著《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早已成世界各国家喻户晓蜚声文坛的不朽之作。雨果自己称之为“社会的史诗”。甚至连对莎士比亚和雨果抱有偏见的托尔斯泰,一再责难他们两人的作品,唯独对《悲惨世界》这部小说推崇不己,称之为神与人间爱中流出     

关于《马氏文通》的作者

《马氏文通》是我国最早一部有系统的语法专若,作者乃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而成。此书作者,诸说(如1979年新版《辞海》,1987年施宣圆等主编《中国文化辞典》)均为马建忠,实则不甚准确。     

关于《真理报》的缔造者

<正> 在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历史上,《真理报》享有十分光荣而重要的地位,这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无产阶级报刊是谁领导创办的呢?《列宁选集》的注释是这样写的:“《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是斯大林遵照列宁的指示发起创办的,于一九一二年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列宁选集》第3卷第865页)苏联出版的一些书籍持这一观点,我国一些大学新闻系的《外国新闻史》的讲义也沿用了这一观点。     

关于韩愈的《伯夷颂》

<正> 一千一百多年前的韩愈,曾写过一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人,那是颂错了。但是韩愈为什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关于《长恨歌》的通信

周煦良同志和俞平伯同志就《长恨歌》有关问题的通信很好,现征得作者同意,刊载于此。信是既有在学术问题上的探讨,又有互相尊重对方的切磋,观点不同,友谊常在,不因学术上的争论,而成为个人关系上的隔阂,这种风气在学术研究上是值得积极倡导的。     

关于《伊克昭盟志》

新发现的《伊克昭盟志》(分上下编,上编总志,下编旗志,凡十七章),写于1939年,系边疆通信社丛书之一。主编张乐轩(蒙古族,幼为喇嘛,曾入臧学经,获固什学位;后还俗,为《边疆通信报》社长,解放后死于北京),以下设编辑、采访等八人。其中多为汉族编辑,但他们都精通蒙文蒙语,可用蒙文采访、编辑、翻译,查阅各旗蒙文档案,“鬼集谱牒颇多”,“采访之资料盖近数千万言”,然后分类详加校削,最后总编“删定“成书。据称“凡用两年整理资料”,“约用六个月始成定稿”,成书后仪手抄三份,分送当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及参谋本本部。据当时者回忆说:“其中无一事不经亲见,无一字未经推敲,     

关于《故事新编》

一、题外的话最近有人认为: 鲁迅后期(1928——1936)被认为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而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对其以前的一个退步。鲁迅的《故事新编》我认为是不够成功的,其中     

评《关于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近年来理论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新港》1981年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学说,宣扬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篇文章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原则,需要认真加以辨明。     

关于《李逵负荆》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景观看过《水浒全传》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李逵负荆的故事。这个情节一般人认为是从元代康进之的杂剧《李逵负荆》照搬而来的．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对照一下，便会发现；《水浒全传》里的李逵负剂已经完全不是康进之杂剧《李逵负荆》的面目了．一、杂剧里的李逵是清明节放假，“踏青赏玩，不免下山”。小说则把《负荆》置于在东京烧了李师师家，又在四柳村狄大公庄上杀了“奸夫”“淫妇”之后。由于这一改变，两个《负荆》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主题。杂剧《李逵负荆》大闹聚义厅表现了李逵为民除害的英雄品质，他对宋江的误会固…     

关于《荡寇志》

以《水浒》七十回本“续书”面目出现的俞仲华的《荡寇志》,又叫《结水浒传》,这是一部彻头彻尾歪曲《水浒》和诬蔑我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起义的反动古典小说。如果说,《水浒》写的是“官逼民反”、“除暴杀官”,《荡寇志》写的则是“民反官剿”、“荡‘寇’救官”;如果说,《水浒》处处阐明:“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有余‘盗’是公”的真理,把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看作是“替天行道”,并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正义斗争,那么《荡寇志》则是以反动观点阐明:“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盗贼’统官军”的歪理,诬蔑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是“聚众暴乱”,是“乱臣贼子”,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官军,歌颂为“除暴安良”。《荡寇志》这部反动小说是披着艺术盛装出现在我国古典文坛上的。诚如鲁迅所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很明显,对《荡寇志》这样反动作品全面彻底地进行分析批判,将有助于我们识别历史上的反动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是怎样通过文学艺术这个武器来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蒙骗人民群众,并从而千方百计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忠服务的。这篇文章只是想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的尝试。     

关于《晋书》中《崇有论》的标点问题

<正> 西晋哲学家裴頠,他的主要著作是《崇有论》,这是一篇针对时代之弊而发的论战性文章。他见于当时“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的倾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崇有”的思想,犀利地批判了王弼等人的“贵无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在魏晋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裴頠的《崇有论》保存在《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中。因研究不够,《崇有论》中     

关于《呐喊》与《彷徨》的我见

江河不废,星汉长存。伟大作家留下的宏著伟业是后人取用不尽的精神宝库。尽管他们创造的作品是有限的,但他们以之启发于后人和可供后人探索的东西,却是挖掘不尽的;而且愈经时光考验,价值愈显。我们至今仍然感到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有     

《老子》和《易传》关于象的学说

“象”是《老子》、《易传》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两书都把自然现象理解为现象之“象”,认为现象的基本特点是显现、可感、变动不居;两书都涉及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基本精神。而卦象的理论则是《易传》所特有的。作为哲学范畴,《老子》的象不及《易传》的象抽象程度高。两书虽都看到了语言文字在表达思想、认识事物本质方面的局限性,但弥补这一局限的方法却不同。两书的象论作为中国哲学象论的滥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强对“象”范畴的研究,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