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荆府纪善之任”和《西游记》写作刊刻考论

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晚年的“荆府纪善之补”,对于其是否实际到任，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通过考证归有光、吴承恩长兴县征粮事件，对吴承恩《送入我门来》和徐中行《送吴生游楚》两首词的解读以及对《西游记》存在多位合作者、《西游记》“官板藩刻”等情况的考察，可以确认吴承恩晚年有“荆府纪善之补”,并且确曾到任就职，并在蕲州荆王府创作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如此，那就与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所撰序言中揭示的《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线索，即与某藩王府的三个“或曰”的内容严丝合缝，这对于认定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著作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最迟在隆庆四年(1570年)。     

二十世纪《西游记》文献研究述略

20世纪《西游记》研究硕果累累,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既是《西游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研究的整体水准与特色,同时也构筑了《西游记》研究的坚实文献基础,对研究起到了积极而持续的推动作用。根据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情况,可将《西游记》文献研究分成三个阶段进行概述,对20世纪《西游记》文献研究的成果与特色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解读《西游记》幽默背后的深层内涵

《西游记》以幽默诙谐著称于世,幽默诙谐也使《西游记》更加妖娆多姿。论述了《西游记》的幽默体现了作者反抗权威、追求自由的象征意义,幽默使作品实现了“宗教”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幽默也是作者超然态度的反映,幽默更是一种含泪的笑,在笑声中包含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理性顿悟;指出《西游记》幽默背后的深层含义是多方面的。     

《西游记》与道教:世俗性叙事观点

《西游记》虽然主要由佛教、道教形象及其情节构成,但统摄全书的基本叙事观点却并非道教观点,而是世俗观点。它不但对道教毫无敬意,而且内含反讽。这表明作者不是以道教立场,而是以世俗立场,借用道教题材来编自己的通俗故事,表达自己的世俗观念。《西游记》对道教社会特性的见解和反讽说明《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是道教中人。     

新见仇昌祚《西游记序》考论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孤本文献仇昌祚《漪园集》一部,其中有《西游记序》一篇,为诸多《西游记》资料汇编著作所不载,亦未见其他论著征引。该文约作于清康熙间,所序者为闽斋堂刻本,序文部分明显延续了明代以心学释《西游记》的传统,将取经故事视为由放心到收心、由作魔到灭魔的过程,而窾言部分则体现出偏向原儒的倾向。该序对《西游记》的审美特征亦颇有见解,还对闽斋堂本《西游记》的传播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值得学界重视。     

《西游记》主旨探微

对《西游记》主旨的理解应包含这样三层涵义 :一是《西游记》认为现实社会———南赡部洲充满邪杀 ,需要加以改造。二是释、道、儒各有其优劣之处 ,三者应当结合 ,应该以佛为核心 ,以儒为基础 ,以道为辅助。三是在人们向善求道的过程中 ,必须金、木、水、火、土五行配合 ,神、心、情、性、意相互协调 ,个人修炼和社会督促结合 ,宗教和皇权制度结合才能够取得改造社会的良好效果。作者在《西游记》中描绘了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式 ,就是以皇权等级为社会制度 ,以佛、道、儒综合的“大道”为思想基础 ,每个人都修身养性 ,从而克服多灾多难的社会弊端———这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良苦用心和全部意旨。     

《镜花缘》《西游记》女儿国描写之比较与探析

李汝珍对《西游记》十分熟悉,《镜花缘》中有关女儿国的描写曾受到《西游记》的启发.将两部作品对女儿国的描写放在一起来看,在内容、情节设置、结构方式乃至风格等方面都存在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不过两书所写女儿国的类型、描写的重点不同,表达效果自然也不一样,这与各自创作动机的差异有关.两书对女儿国的描写都相当精彩,各尽其妙,自成一体,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

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一些宗教神灵和宗教人物,通常是配合作者用以传达创作意图的叙事权威。要理解孙悟空这个形象,必须注意到孙悟空这一长期被忽视的作为唐僧精神导师的身份。孙悟空作为唐僧修行导师这一身份具体体现为如下一些叙事功能:他对取经队伍的分工一清二楚,他对神佛的安排和唐僧的磨难了如指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特意安排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不断点化唐僧,并引导时时口念《心经》的唐僧领悟《心经》精髓。这些功能就使得孙悟空成了一个全能全知的权威叙事者。西游记的叙事规则受制于性命双修这一宗教目的,因此,我们分析相关人物时需要从宗教叙事的角度加以考察:孙悟空的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孙悟空的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还有自我修行和点化唐僧的任务,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修行导师这三重身份又都是附属于唐僧的心性修炼的,因此,唐僧才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炼体现了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     

打开《西游记》研究的一个死角——再论道教文字“秘诀隐文”的特征和关于《西游记》最终定稿人阎希言之隐喻的破解

现在看,要破解《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人,首先就要理解《西游记》中有关隐喻、隐语、暗示和口诀等修辞手法。在厘清有关隐喻、隐语、暗示和口诀等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前提下,从对历史上若干主要丹学家有关论述的扫描中,特别是从对＂茅山宗＂高道陶弘景的梳理中,说明道教特别是茅山道派文字最主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就是在说明丹理和叙事时,喜用＂秘诀隐文＂修辞手法,因之,在寻找作为＂华阳洞天主人＂而与陶弘景存在地域道门精神关联的《西游记》最终定稿人时,首先注目其采用的＂秘诀隐文＂手法对其最终定稿人身份姓名的隐形显示,特别是在开头和结尾处的显示,就是符合其艺术特征的办法。＂五四＂以来,《西游记》最终定稿人研究搜寻之所以被导入歧路,也与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对道教文字＂隐文秘诀＂特征熟视无睹有关,其教训值得记取。     

从社会学视角解读"四大名著"

按照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解读四大名著,作者认为《三国演义》的社会学蕴义在于:社会呼唤“明君”、“圣主”,刘备是成功的角色扮演者。同时指出:《水浒全传》是统治阶级的反面教材;《西游记》曲折地呈现了个人融入社会的理想轨迹。作者对《红楼梦》的思想性提出质疑,对作品宣扬爱情至上以及全面否定一切的结局表示不敢苟同。     

试析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之异同

人类的物质进步 ,总离不开精神进步这一重要层面 ,更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个人、民族 ,乃至整个人类的清醒、自觉的批判 ,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便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而鲁迅冲破了东西文化的隔膜 ,体现出更广泛意义上的超越和丰富     

鲁迅与意识流文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意识流文学之父。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既是意识流理论的最早介绍者和传播者，也是现代杂文、小说创作中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的最早实践者。鲁迅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中国现代意识流文学的第一座高峰。     

一样孤苦 两种诉说——契诃夫《苦恼》与鲁迅《祝福》之比较

契诃夫和鲁迅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伟大作家。比较两位作家的两部短篇小说《苦恼》与《祝福》可以发现,他们在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都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为创作题材,以小见大,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都采用了冷静而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简练、独特的短篇小说写作技法,堪称短篇小说大师。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两者在揭露、抨击社会的深度、广度、社会价值等方面又独具特色,各有千秋。比较他们的异同,可以从中找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论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

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在接受中生成的"鲁迅文化"与"茅盾文化",在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当代多元文化动态发展的视野里,应以理性态度来把握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从论争话语、人格特征、人生形态及文学影响等方面切实理解其当代性的"存在",而文学大师的当代性亦即意味着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     

阿吉：阿Q家族在新世纪的新成员——兼与阿Q形象比较

阿吉是贾平凹的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其性格特征与鲁迅笔下的阿Q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一个阿Q式的人物.贾平凹创造这个人物时,正是想把他作为一个新世纪的阿Q来刻画的.但是,阿吉毕竟与阿Q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体现了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等思考的侧重点不同.另外,在形象刻画方法上,两位作家也有他们的同与异.     

鲁迅茅盾短篇小说思维比较

鲁迅和茅盾的短篇小说,各俱特色,显现了二者思维的差异.鲁迅的心理态势是内倾型的,他的创作思维具有形象思维浓厚,即视觉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特点,文本的话语间是聚合关系,具有共时性、可写性等特色.茅盾的心理态势则表现为外倾型,他的创作思维具有抽象思维厚重,即言语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特点,文本话语间是组合关系,具有历时性、可读性等特点.     

鲁迅逝世后北平文化界的反响

对于周作人等文化名人在鲁迅逝世后有关鲁迅的评价,学界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对于当时的青年学生在鲁迅逝世后的纪念活动,学界关注不够。本文以鲁迅逝世后的北平文化界为考察范围,除介绍文化名人对鲁迅逝世的看法外,重点探讨北平的青年学生有关这一事件的活动和言论,以期较为立体地展示当时北平文化界的状况。     

路遥的“农民气质”与陕北农民文化

陕北社会自耕农经济特质下的农民生活方式构成了路遥早年生活的文化氛围.路遥与农民的精神联系根植于家族的血缘文化,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其精神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在成就他的同时也限制了他.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Three Paradigms in Lu Xun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ptions

鲁迅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当下，在学术逻辑回归与学术民间性凸显的态势下，鲁迅研究的立场和价值评价出现了明显分野。同时，作为一种被过度阐释的显学，鲁迅研究存在着研究的重复性和细小化倾向。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以追求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鲁迅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开掘和理解，同时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悖论和不同的价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