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汉字的类推简化

文章回顾了《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过程中对汉字类推简化问题的考虑,阐明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新认识。文章对《通用规范汉字表》宣传过程中违背国务院批示的做法提出质疑,指出"表外字"不允许类推简化的要害是恢复繁体字。     

辞书与书证

辞书与书证王光汉关键词：辞书，书证，释义，立目辞书使用书证，主要作用有二：一是用作释义的证明，二是用作立目的依据。从辞书科学化的角度讲，书证的使用对于有的辞书，诸如语词辞书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它，释义和立目似乎就有了某种随意性，没有东西可以证...     

辞书编纂与社会需求

文章从辞书编纂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和辞书编纂怎样满足社会需求两部分进行论述     

《简化字总表》的类推简化原则不能丢

针对《通用规范汉字表》宣传工作中违背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精神的错误做法,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汉字简化工作的历程,指出限制"类推简化"将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简化字政策。文章同时揭露了"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在逻辑上的种种矛盾。     

再谈汉字的类推简化简

文章回顾了《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过程中对汉字类推简化问题的考虑,阐明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新认识。文章对《通用规范汉字表》宣传过程中违背国务院批示的做法提出质疑,指出“表外字”不允许类推简化的要害是恢复繁体字。     

欧洲人汉语辞书编纂始于闽南语辞书说

闽南语是跨越地域和国界的汉语方言。探讨明中叶以来欧洲传教士汉语教育之方言取向,描述西方教会闽南-台湾-南洋之"大闽南语区"闽南语研习过程,可以揭示欧洲人汉语辞书编纂始于闽南语辞书的历史事实。欧洲人研习闽南话始于16世纪后期西班牙天主教会,传教士拉达《华语韵编》编于菲律宾,成书时间是1575年,比罗明坚与利马窦完稿于1584-1586年的《葡汉辞典》早约十年。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会在菲律宾共编纂十多部班华、华班闽南语词典。19世纪南洋马来语区涌现数十部闽南话荷汉辞典和闽南话汉英辞典等闽南语辞书,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欧洲传教士才将闽南语辞书的出版地推到中国内地和港台。这是闽南语言文化在南洋地区接触西、荷、英三大欧洲语种的特殊语言文化现象。     

电子语料库与语文辞书的编纂修订

迄今各种语文辞书不下数千种,但经过修订的却很少,究其原因是靠手工修订,学术水平难有大的提高。当前计算机技术和电子语料库已完全能满足语文辞书编纂修订的需要,积极探讨和推进辞书编纂修订手段的现代化,亟待引起重视。     

《简化字总表》的类推简化原则不能丢简

针对《通用规范汉字表》宣传工作中违背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精神的错误做法,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汉字简化工作的历程,指出限制“类推简化”将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简化字政策。文章同时揭露了“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在逻辑上的种种矛盾。     

论文字分蘖生义与辞书编纂

文字分蘖生义是指合体字中不同的文字构件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其中某个文字构件除了与其它文字构件组合而共同表示某个意义,又单独表示另外的意义。由文字分蘖而产生的意义叫“分蘖义”。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有助于辞书编纂,这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探求文字的意义及其理据,有助于分辨字的固有之义与通假义,有助于掌握多义字纷繁的字义系统等方面。     

论王国维卓越的辞书编纂实践

学术大师王国维卓越的辞书编纂实践 ,体现出丰富性、科学性、创造性与学术效益性。他的辞书编纂又与其整体治学血脉攸关 ,辞书编纂大抵是治学的逻辑起点 ,且成其建构学术殿堂的一块块奠基之石。这在当今的辞书编纂中值得借鉴。     

辞书编纂领域的常州人

文章回顾了我国辞书编纂领域中的常州人,绍介了他们辞书编纂的重要思想和理念,颂扬了他们的杰出贡献,指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值得我们后学好好学习,好好研究。     

训诂学与语文辞书研究的新成果——《同义复词研究与语文辞书编纂》评介

同义复词是古已有之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对汉语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词的复音化是汉语演变的一条重要轨迹,了解同义复词,对汉语规律的探索、古书训诂和辞书的编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已有的语文词典,如《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其中的同义复词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语文辞书在同义复词的收录原则、释义方法和编排处理等方面都缺乏理论指导,存在同义复词的释义错误、义项遗漏、词条失收、书证滞后和孤证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语文辞书的质量和声誉。《同义复词研究与语文辞书编纂》一书是训诂学与语文辞书研究的新成果,它不仅拓展了同义复词的研究空间,并对语文辞书的修订与编纂提供了新的视角。该书具有如下特点:一、框架明晰,体例严谨;二、内容详备,广征博引;三、论证精审,创见迭出;四、学风严谨,著述规范。     

媒介革命和电子辞书的编纂

作为人类大脑心理词库延伸的电子辞书,其知识内容组织方式应和人类心理词库的知识结构一致;在辞书编篡过程中,应充分展现电子媒介超链接、非线性内容组织方式和多媒体整合等独特优势,重视辞书查阅过程中词典用户多种感官的参与、互动;同时,力求摆脱传统纸质辞书知识内容组织方式的束缚。     

百年来西夏文辞书编纂之回溯

黑水城文献出土以来,西夏语文学逐渐成为国际性显学。编纂能够反映西夏文概貌的字典、词典一直是中外西夏学者的不懈追求。百余年来的西夏文辞书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罗福成和聂历山初步实践,字典初具模型;西田龙雄等研究西夏文字、语音等,确定其框架;李范文编成《夏汉字典》,确立典范。随着西夏文文献的刊布,西夏语语料库建设将不断推进。依托语料库平台进行辞书编纂,将是西夏文辞书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代奏折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

清代奏折数量众多,日期确定,内容广泛,其中有较多方言词、口语词、行业词、典章制度词,语料价值较高,目前学术界对其语言研究价值措意不够,在语文辞书编纂中对奏折材料的利用有待提升。对语文辞书编纂而言,清代奏折具有增补词目、补充义项、纠正释义、补充书证、提前书证的价值。     

辞书编纂对声训材料的引用

声训是一种训诂方法,既可推求语源,又可解释字、词意义。在编纂以释义为宗旨的辞书时,引用声训材料应弄清其类型、来源。训释字、词意义的声训以及推源兼释义的声训可直接引用;纯粹推求语源的声训不宜引用。     

汉字构形的类化和汉语语法的类推

类推分为类推拉平和类推创新，汉语语法和汉字构形主要体现为类推拉平和类化拉平。汉字构形的类化拉平可见于其历时演变、共时简化及其书写艺术。汉语语法的类推拉平可见于其音读、变调构词、字化及语序类型。汉字构形的类化拉平和汉语语法的类推拉平具有通约关系，其理据植根于深层的汉民族诸文化形态。     

从俗语辞书编纂看清代学者的词语意识

清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具有辞书性质的俗语专书,在俗语的收集、考释以及辞书编纂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局面。与中国传统工具书编纂的字本位观念相对比,清代俗语辞书是以词和语为训释对象的,特别是双字词语和各类熟语成为收录的重点,说明在清代学者心目中它们已经是语言运用中一种现成的单位了。俗语辞书收录单字数量非常少,而且绝大部分是作为词汇性单位而非纯粹的文字性单位收录。辞书的编纂和收目反映了清代学者词语意识的发展,清代十二部主要俗语辞书所收双字组合的性质以及产生时代表明清人已经具有了朦胧的词的意识。     

墓石义词汇研究和大型辞书编纂

以《汉语大词典》为参照系,运用词汇学、辞书学、语义学等语言学理论对历代墓志中的墓石义词汇进行系统的研究。经过研究发现,加强墓石义词汇的研究对大型辞书编纂多有裨益,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补充词目、补充义项、提前例证、增补例证等几个方面,大型辞书修订应该加强对墓志文献的利用。     

刑法禁止类推的反思与重塑

为了厘清学界就禁止类推所引发的诸多质疑,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禁止类推涉及的司法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禁止类推与允许类推观点的对立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与之相对应,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区分之不可能说和区分可能说也具有不同的语境;现代社会禁止类推的提法仅仅具有抽象的符号功能,禁止类推所真正禁止的是没有处罚必要性的类推解释和附着在类推之上的对公民人权的可能侵害以及侵害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