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书写

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示范效应作用之下开始了它的现代化之旅,中国文学也在启蒙与救亡双重期待中产生裂变与转型。然而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比,乡土中国的典型性异常明显,这就决定了转型后新文学乡土小说表现中的中西文化比较双重视角:个人独立、自尊、自主、自立的个人主义价值定位与乡土中国农民愚昧、落后、奴性等劣根性构成对比。文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探析西方文化隐性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现代性品格之关系,说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内在理路。     

论郑振铎的文学遗产思想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我认为是郑振铎。一九二○年秋,郑振铎作为核心人物,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我国现代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被推选为会章的起草人。该会章开宗明义地提出:“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作为工作任务,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是首次;在整个新文学社团史上,将这三者同时作为宗旨的,也并     

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美学研究注重人生和启蒙问题 ,在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和本土内涵的中国现代美学。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王国维强调西方现代哲学是“形上之学” ,提出了“学术独立”和“审美独立”的观点 ,赋予中国美学以现代哲学的思维品格 ;第二 ,王国维把“人生”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 ,提出了审美“无用之用”说 ,创建了具有现代人本主义意义的人生论美学 ;第三 ,王国维以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视野 ,沟通中西、古今之美学思想 ,创立了独特的“阐发式”研究方法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由此,胡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范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方面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文体建设理论体系。胡适文体建设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可以用“解放”和“创造”概括。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积极实验者,其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本文认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的文学”和“活的文学”。由这两个方面,衍生出五个方面的特征,即兼具直觉的理性意识,张扬个性的主体精神,直面人生的现实品格,力济天下的入世情怀,逼进口语的言说方式。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品格的形成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实现,确立了大致的发展方向。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五四文学论争与改良派一脉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文学论争中,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立于西方的特性,强调"知的文学"作为文学的合法性,强调文人文学的历史地位,与新文化人主张统一的西方标准、只承认"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立场迥然相异。而在具体的文学史书写中,改良派大量采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于"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予以了高度重视,看不出论争中存在的那种与新文化人之间的尖锐对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改良派也是主张文学革新的,只是反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改良派反对以"情"的文学否定"知"的文学,但并不反对"情"的文学本身;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特性,但并不拒绝向西方学习;改良派承认新文学的未来是白话文学的世界,但反对以不适用作为理由废弃古文文学。     

茅盾与新文学的民族化建设

<正> 新文学的民族化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以张扬文学的民族性为指归的。一方面,“民族化就是批判地继承旧传统和创造新传统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汲取外国文学的精华作为自己的血肉。正是在中外文学的撞击和交汇中,我们的民族文学才会革故更新,取精用宏,在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自己的风格。五四文学运动开拓了新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开始了新文学的民族化道路。在新文学民族化建设的道路上,茅盾从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考察这份财富的内在机制,深入总结茅盾的文学经验,对于新时期文学民族化和现代化建设是不无益处的。     

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

论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以往的研究者多把目光集中在西方文学的刺激与启迪方面。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闻名于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北大文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陈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4期杂志上,发表同题文章,论证了历来为学术界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新文学是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对新文学而言,外来影响只起刺激和促进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变革动力应该来自这一文学传统内部。否则变革不可能成功。他认为,周作人把新文学的源流和明末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胡适则把新文学的源流和一千多     

论茅盾早期介绍外国文学的特点

<正> 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最早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的。他在五四时期不仅成功地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而且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高瞻远瞩锐意创新五四文学革命确认必须通过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从中吸取养料,寻求借鉴,以取代中国的旧文学,创建新文学,激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首先指出,新文学要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的民主主义文学为榜样。鲁迅则是一边译     

试论中国近代对文学本体的认识

西方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文学从神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理当要借鉴西方文学观念近代变革的成功经验,然而事实上这种借鉴一直迟至二十世纪初,其原因便在于中国早期吸收西学,是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国近代的“西学”,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的,以往惜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在传教士介绍“西学”之前,虽然也有魏源等人介绍过西方的情景,但那种介绍大体上是“广中土之见闻”,帮助中国立大夫了解西方的国情,并不足以改变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使之吸收西方的近代文…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质疑

我认为，还不能够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已经形成了“传统”。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无论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都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典范之作，也没有产生可与世界名著相比美的伟大作品。SO年代以来，文学界将西方文学各种新流派写法走过场地搬演一遍，是自己还未形成传统的有力证据。从20年代到SO年代，中国新文学诸文体风格的基调是：模仿的，是与本土文学传统的断然决裂，和向外来（西方的、苏俄的）文学的仿效一趋同。在ZO世纪的中国文坛，传统的贵族的诗文继承基本被否定，兴起于近世的市民的小说、戏曲也被冷落，而西方的（包括苏俄…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论现代科学理念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西方现代科学理念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且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来源。进化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向后看的思维模式,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赋予中国文学以新的文学发展观念;精神分析学说为作家们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潜意识世界,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领域,解决了"写什么"的重要问题;而科学的实验理念和方法则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写作理念和方法,解决了"怎么写"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些具体层面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有了本质的区别,新文学具有了现代性内涵。     

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人们对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品格,也即“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持有不言而喻的肯定态度,但究竟什么才典型地体现着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品格?许多研究者都觉得十分茫然,即使摒除意识形态关碍之类的因素,人们似乎也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缺乏信心.夏志清在他那部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论及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品格,但对于这种品格的内容却完全放弃了阐解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不过是因为它宣扬进步和现代化不遗余力而已.”这种毫无创见的同义反复对先驱者们已跃跃欲试地加以探讨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品性话题实际上起了某种语义上的颠覆作用.许多有关这一话题的语焉不详乃至似是而非的“论证”,都不同程度地起着这样的颠覆作用.其中包括一度非常流行的将中国新文学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初叶中、韩、日启蒙文学的比较

近代以来,日本启蒙文学的主旋律是从民权到个性权利,韩国独特的历史使其文学的爱国主义线索异常分明;日本“人的文学”偏重于文化层面的开掘,而中、韩“人的文学”则带有浓厚的社会背景与批判色彩,中国尤其如此。日本率先实现言文一体,韩国对语体的敏感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独立,中国新文学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本民族口语和文语的更替与合一;文体方面也有一些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