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生年新证

通过考查《左传》中赵氏家族的活动,甄别《史记·赵世家》《史记·韩世家》下宫之难细节的真伪,论证屠岸贾发动下宫之难发生的可能,辨正赵武何时、何年加冠,解析《国语·晋语》赵武"少釁于难"所指何难,《左传》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1年)穆叔"赵武年未盈五十"中"未盈"之义,最终得出《史记》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屠岸贾发动下宫之难、赵武生于晋景公四年(公元前596年),以及程婴救孤相关记载并非无稽之谈结论。     

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例

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古吴钩稽——兼释太伯奔吴与《天问》“南岳是止”

吴国是春秋末年大国之一。按《史记》、《墨子》、《荀子》的说法,吴王阖闾曾是春秋五霸之一。吴国的开国君主是太伯。《史记》说:太伯、仲雍让国于幼弟季历(周文王姬昌之父),“奔荆蛮,自号旬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太伯世家》)。太伯所奔之荆蛮,原来一般均解释为今之江南吴地。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首难,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俞樟华宋人在《史记》研究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刊刻《史记》，使《史记》的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是首开《史记》评论的风气，为后代《史记》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宋代，刻印的《史记》版本甚多，有官刻的，...     

从明代选本看《史记》文章元典地位的确立

从南宋到明代,受复古思想影响,《史记》逐渐进入古文选家的视野。作为古文的一部分,《史记》被列入文选经历了从重道到重文的历程。明代古文选家对《史记》的选录其实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对《史记》文体进行了全方位的辨析,这种辨体过程结合着对相应文体法则的细致探索,借助在选文顺序上的有意安排,树立了《史记》的文章学典范地位。受科举的影响,明代主要文学流派诸家和科举考官在提倡《史记》的同时,大都编著有专门的《史记》选评本以指导文法,使得《史记》成为科举师矩。受此影响,明代《史记》的文章学地位逐渐超越唐宋古文、《汉书》甚至《左传》,最终确立了文章元典的地位。     

《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期——七六年以来《史记》研究概述

《史记》研究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解放后四十年的研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广大文史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开始把《史记》从“史料学”的研究提高到《史记》学的研究高度上,使《史记》研究有了科学的、正确的方向。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问题逐步深入,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正在建立。解放后,《史记》获得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经济史、美学史等都把《史记》列为专章进行评论。在出版读物中,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果显著。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概述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体大思精、包罗万象的通史巨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自它问世至今,历代研究者代不乏人,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史记》研究成了热点,出版了大量论著,涌现了许多《史记》研究新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台湾的《史记》研究,是国内整个《史记》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对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情况知之不多,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逐渐增加,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也陆续传入大陆。这里,就笔者所见知的材料,对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情况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清前《史记》语言文学研究论略

《史记》语言的文学性历代以来都受到重视,成为《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汉魏六朝在对《史记》的叙事、文风等文学特点的评述中已有了对其语言的概括性认识。唐代尤其中唐以后,在古文运动大文化语境中,文人开始从文学角度来关注《史记》,韩柳"雄深雅健"、"峻洁"的概括代表了文学家对《史记》语言的整体感受。宋代随着文章学的发展,宋人不仅重视文章整体性的起承转合的章法,更深入到句法、字法的探讨。明代,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字、词、名句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专著频出,开拓了《史记》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今、古文经学各擅其长、争衡斗胜。当时的学术、文化乃至现实政治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影响。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也不例外。但历来研究者对《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陈桐生博士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廓清了《史记》经学渊源的诸多问题,填补了《史记》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的学术目标概括为两句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历来人们对这两句话的真正内涵未予深究。《〈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史记》勘误七则

对于《史记》的点校，中华书局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才有了1959年版十卷本《史记》。但是，在翻阅《史记》过程中，仍时或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被疏漏。本文所列举的十卷本校勘疏漏，大多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龟注考证校补》、陈直《史记新证》、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未发现。偶有被发现者，倘觉其未加考论，仍有考论的必要。现在姑且冒昧将其列举出来，以冀商讨。     

论《史记》的戏剧美

以《史记》所写人物、事件为题材而改编的戏剧很多，据杨燕起、俞樟华编《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所收的和《史记》有关的戏剧目录统计，就有233部。这些戏剧，对《史记》中所写人物、事件，有的做了改动，有的是稍加改动，而有的几乎完全是照搬《史记》（按《史记》中的情节框架设计结构，把《史记》中人物的语言直接用作唱词或对话）。这种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史记》的内容丰富生动，为后世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历史题材，二是《史记》中所写的人物、事件有明显的戏剧性特点，易于改编成戏剧。在这两者中，后者更是主要的…     

史记笺证：人类精神家园中深沉而宏博的精神吞吐

在《史记》研究的领域里,许多学者都不得不认可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认为它是“三家注”之后最好的《史记》注本。该书从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70年来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史记》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自己的《史记》却离不开日本人的著述,这确实令中国学人感到尴尬,早在郭沫若那一辈的学者就为此感愤不平。著名《史记》专家韩兆琦教授倾40年研究《史记》之功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呕心沥血,历时12载,终于著成了煌煌500万言的《史记笺证》,最近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史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史记》与《尚书》对译比较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一部划时代巨著,鲁迅先生曾用“无韵之离骚”给予高度赞扬。诚然,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史记》树立了一种叙事和风格的新典范,同时,作为文言文形成标志,在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语言方面,《史记》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汉代的一部史学著作,《史记》引用了不少先秦古籍材料,如《尚书》、《国语》、《左传》、《论语》、《战国策》等。但这并未破坏全书的统一风格。《史记》都是由汉代通用的书面语写成的。在对古史料的改写过程中,司马迁为汉代书面语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