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知识与人的解放——斯蒂格勒技术思想解读

缺乏动力因使得技术长期处于哲学视野的边缘.海德格尔将人纳入技术的座架之中,从存在论层面为技术探寻动力因,将技术的本质理解为解蔽.斯蒂格勒认为这种解蔽式的理解看似赋予技术以开显其主体性的动力,实则混淆了动力因与目的因,使技术概念难以得到清晰界定.他结合古希腊神话寓意重新阐发技术的内涵,认为技术与人同源共生,技术是对作为"...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本书是作者三卷本《技术与时间》的第一卷。作者使用的是萨特、哈贝马斯等欧洲大陆哲学家惯常使用的批判一重建的论述方法,在批判性地回顾学术史的同时,展开自己的思想。全书共分两部分(各分三章),第一部分“人的发明”,为技术史理论考察,分析西蒙栋、吉尔、卢梭、     

本能、欲望和追求——胡塞尔关于意志行为的发生现象学分析

胡塞尔运用发生现象学方法揭示了本能、欲望、追求和意志之间的动机引发关系。在他看来,意志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积极主动的行为,本能是本源的意志现象,它作为意志行为的低级阶段,属于前自我的意识活动。不仅如此,本能还可以成为意志的直接驱动力,并在自我构造世界的过程中具有原始的力量和作用。由于本能具有任意性、偶然性和非理性,因此它需要意志引导和确定实践目标。与本能不同的是,欲望在本能之后,它能是积极主动的也能是被动的,而本能则具有完全的被动性。本能是欲望的预备阶段,意志是欲望的最高阶段。追求体现了为了什么做,而意志体现了为此的能做。追求兼有被动性和主动性的双重特征,在等级上仅次于意志。要真正成为意志实现的动力,追求必须体现价值这一本质性目标。由此,胡塞尔批判了享乐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认为他们把追求建立在自然主义人性论基础上,即本能和欲望自我的基础上,追求的是趣味和快乐而非价值。     

元宇宙的持存面相：话语·技术·生存之境——基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分析

面对当前元宇宙发展的重重迷思,斯蒂格勒技术批判理路不啻为一种可行的解蔽范式。遵循其思辨逻辑,元宇宙内蕴话语向度、技术向度及人类文明向度的持存面相。在话语之维,社会舆论对元宇宙的预设性解读及发展憧憬,往往聚焦于感知与记忆的生长点,期待元宇宙实现人机交互的可感知与想象力无限广延的可记忆。在技术之维,作为一种尚在发轫状态中的前沿技术综合体,元宇宙正凭借对技术系谱集成、现实世界镜像与人类能力增强的赋能,现实地发挥技术义肢所具有的代具性作用。在人类文明之维,由于支撑元宇宙发展的技术基底擅于突破、改写人的存在论边界,显现未来可能性世界的此在意蕴,因此,元宇宙包含关于未来人类生存之境再造的开放性叙事。须处理好技术药理学收敛与一般器官学绽出、数字资本增殖与技术权利争取、人类纪熵化与智识本体化三对矛盾关系,在诸多可能性中辨明人类元宇宙化存在的生成性方向。     

缺失与救赎——关于现代社会下媒体社会责任的思考

文章列举了当下社会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突出现象,剖析了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并从媒体如何正确定位、提高新闻队伍的素质、加强制度建设几方面提出加强媒体社会责任感的建议。     

关于生产和需求关系的经济学演进研究——基于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经济学阐释

对生产和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条经济学演进路线。一条是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一条是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沿着这两条经济学演进路线,最终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古典经济学研究认为:需求是欲望,生产决定需求,应发展生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认为:需求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生产,应刺激和扩大有效需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认为: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社会化大生产超过需求,应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需求是理性欲望的需求,生产决定理性欲望需求,以理性欲望需求为目标发展生产。     

自然·社会·人——关于绿色技术的哲学思考

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今天 ,虽然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 ,但也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使天人矛盾日趋紧张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 ,绿色技术被作为解决方案之一提上了议事日程。本文从哲学的视角论述绿色技术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以及有效性等问题 ,论述绿色技术的兴起与广泛应用还将实现人类思想文化史的伟大变革。     

人的延异:后种系生成中的发明——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解读

斯蒂格勒将海德格尔历史性的此在重新扩展为抽象的人类主体(谁),把关涉性的操持强化为广义的技术对象(什么),并进一步将这种对象化的技术与历史性的时间链接起来,以开启不同于生命种系发生的人类历史发生的第二起源。人的生物实在之外的义肢性文码记忆构成了一种后种系生成中的被发明,这种在自然遗传进化终止之后出现的可激活的文码就是技术,这也是人类历史性生存在自然中的延异式到场。     

论媒体技术与互联网艺术的互动

20世纪末以来，互联网艺术在与媒体技术的互动中蓬勃发展。媒体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互联网艺术的分期、形态与特征，互联网艺术则通过创造工具与作品、前景与背景、本体与社区联合体推动了媒体技术的社会应用。二者良性互动有利于形成新型的网络文化。     

技术、市场与社会:空间生产视角下媒体融合的动力机制

媒体融合是在一定的时空维度里的实践活动。当前对媒体融合的理解多从时间轴线切入,缺乏空间轴线的思考。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媒体融合包含三个层次,即微观层面感知空间的技术融合、中观层面构想空间的市场融合和宏观层面生活空间的社会融合。这三个层次形成了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驱动媒体深度融合的主要动力机制。媒体融合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技术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三个驱动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形成有机的同质性整体。     

论当代社会媒体奇观的建构策略与意义产制——以明星为例

媒体奇观是当代社会主导文化形式-媒介文化的重要表征.明星现象是当代社会的超级媒体奇观.明星不仅仅是一个个真实具体、极富魅力的形象,更是大众传媒生产的一种文化产品,一种承栽着一定文化内涵与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一种文化实践的过程.明星的生产是特定符号意义的生产,明星形象的巨大魅力及其对大众无可抵挡的吸引力源于多样媒介文本产生的符号象征作用和互文效应,这些媒介文本在建构明星形象的同时拼贴和构成了社会的多元话语,使明星奇观成为产制多元意义的文化场域.     

马克思、斯蒂格勒与机器技术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演绎了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机器技术、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机器形态加速变革,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观并找到未来发展路径是直面时代问题的重要任务。目前,在当代西方左翼对于“机器论片段”的大多分析中,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肯认机器与技术作为推动社会的力量,而个人的理论知识与行为能力却又在资本的控制下被进一步剥夺,最终形成了“系统性愚蠢”的表征,出现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无产阶级化”。在本文看来,斯蒂格勒的机器技术观建立在马克思分析“资本”关系维度上,因此,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内涵的机器观是理解斯蒂格勒技术理念、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知识与解放关系的路径选择。     

资产阶级现代性:被重构的接受方式中的“我们”——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

斯蒂格勒认为,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精神重构,主要体现在对那个统一的大写的我们的改写,大写的我们即是使每个我获得自我认同的历史归属,也将投射出未来行进的方向。在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媒体永远在制造新闻和耸人听闻的事件,无处不在的爆炸性事件同时轰炸每一个意识个体,在这种由数字化编程和传媒产生出来的同质化的大写的我们中,个体恰恰丧失了西蒙栋所讲的个性化的所有存在感。     

社会需求--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动力

作为社会进步与变革的强大杠杆,科学与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引人注目.科学与技术在现代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与现代社会生活须臾不可离.究其原因,是由于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由社会需求所引起的.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专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

社会运动与媒体有着不解之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写道：＂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予以报道。     

区域性主流媒体源点的变迁与重构——基于“场域—惯习”的视角

办好区域性主流媒体,首先要搞清楚媒体的源点是什么?媒体的源点,也就是媒体运作的出发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区域性主流媒体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新闻场结构及其行动者惯习的形成和变迁,而新闻场结构和行动者惯习是影响媒体源点确立的重要因素。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受特定新闻场结构和行动者惯习的影响,我国区域性主流媒体在媒体运作出发点上发生偏差,这样的偏差造成一些区域性主流媒体的媒体特性大为弱化。因此,对我国区域性主流媒体来说,就有一个源点逐渐调整和重新确立的问题。区域性主流媒体要强化"受众意识",考虑如何让受众接受,满足受众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增强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履行好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职责。     

现代媒体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的误区与建议

中小学语文教师对现代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的意义,认识上还存在着不足：教育手段与素质教育思想脱节,滥用甚至误用多媒体教学;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淡化甚至忽略了教师的主导地位;回归传统教学,完全否定多媒体的辅助作用等等。在使用现代媒体技术教学时,广大中小学教师应充分认识其辅助教学的性质,以语言和文字为本,教学设计要努力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同时还要精心设计和合理、适度运用多媒体课件。     

超越沉默的大众？——社交媒体与社会团结的三种可能关系

社会团结既是社会学经典议题也是个体化时代的紧迫问题。在人类日益移居赛博空间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社交媒体对社会团结的可能作用机制。就技术架构而言,社交媒体恰好构成了导致社会性终结的大众媒体的反题,带来了相互孤立的个体间的连接和互动,而个体间的交相互动以及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感激和信义等社会情感有助于社会团结的建立。但社交媒体中的过量刺激、人际关系压力以及对暴力情感和话语的限制的降低则可能弱化社会团结,同时,作为一种“通过仪式”的社交媒体还可能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团结。     

回到胡塞尔:第三持存所激活的深层意识支配——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

在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胡塞尔所揭示的时间客体在经过电子计算机(数字化第三持存)的通道,建构了比康德先天观念综合更重要、更基础的数字化社会先验综合,这种对人的最内在的支配和座架是从看不见的电影-电视式的意识构架开始的,欲望的制造与消费的牧领,政治意图和文化解构都会悄悄地发生于这种根本看不见的无意识的"完全接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