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世价值”论争问题的反思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激烈论争。这次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有无‘普世价值’”、“如何看待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的‘普世性’”等两大方面。这次论争使我们认识到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也使我们认识到了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紧迫性。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抗战时期我国文艺界关于文艺理论的一次最大的论争。今天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地来评价这次论争。这次论争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误会——泰戈尔来华引起的风波

本文以泰戈尔1924年来华引起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次论争为中心,依据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这次误会产生的前因后果,探讨了这次论争与当时正深入开展的新与旧、中与西文化论争的内在必然联系,进而提出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文学这个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中的根本性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文化论争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与局限探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论争提出了“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观点,围绕这两种观点产生了多方文化论辩。这次文化论争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上提出现代化的发展取向并进行了初步论证,在内容上提出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在方法上提倡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给出了多种中西文化交流的答案。但是,这次论争未能对文化作出实质性的正确界定,在文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及方法上也不尽完善。     

美国建国初期政党报刊的形成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的另一个侧面

美国建国初期,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论争,是两个党派的论争,更是两种政治思想的论争,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极为深远.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政府报告和国会辩论,这一论争的最公开方式是报刊笔战.对于新闻出版界而言,这次论战的直接结果,是促成了政党报刊的形成;其间接结果,是把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定的原则付诸实践检验,从而深化了对新闻自由的认识;其长期结果,是把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植入美国的新闻思想史,影响一直波及到今日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     

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 20世纪初期独特的社会大背景中,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不断涌入并被广泛介绍和宣传的情形下出现的一次重要论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这次争论进行审视,进而认识到这次论争的社会功能,并从中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现代化。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文艺报》

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关于真实性理论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使国内认可真实性问题。在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构筑知识背景，引导国内的论争朝着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路子上发展。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时期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若干论争

新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学术论争。其中三个最重要、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的论争、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论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性质问题的论争。在当前,汲取论争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休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适与科学、玄学之论争

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是我国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一场重要论争，胡适是这一论争中科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本文围绕胡适与这场论争的前后联系，对论争的思想前奏、论争的实质与科学人生观的确立、论争对尔后思想界的深刻影响等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论述。     

创作方法意识的觉醒——1922年“自然主义”讨论的回顾与评述

1922年,《小说月报》开展了长达十个月的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这是在文学脱离现实、滑入低谷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讨论,涉及了中国文学要不要主义、应遵循什么样的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利和弊诸问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较有规模和影响的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它标志着中国作家创作方法意识的空前觉醒。同时,这次讨论对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艺报》与20世纪50年代典型问题论争

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典型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消息报告为国内典型问题论争构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契机；通过译介苏联重要理论文章，提高了论争的水平，促进了典型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也助长了论争向苏联一边倒的盲从倾向。     

“并非浪费的论争”——试论三十年代胡风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人们把胡风和周扬的名字摆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把他们当成一对永远也得不到统一的矛盾。的确,由于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同,他们曾经展开过长期的论争,许多理论就是在相互论争和批判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应该说,他们是在不同的方面探索着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在解放以前的许多重大论争中并没有越出理论探讨的界限,这样我们就很难对他们作简单的谁是谁非的评价。而三十年代那场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现实主义理论分歧公开化的开始,无论是对他们个人的理论建设还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都是一次有意义的、较为正常的理论争鸣。奇怪的是,对于这次论争一般的文学史几乎都忽略了,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是不利于更好地清理现实主义理论遗产,总结现实主义经验教训的。因此,对那次论争作一个客观公正的论述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唐宋诗之争:南社文人群关于报刊诗话的最后诗学论争

清末民初之际的关于唐宋诗的论争,逐渐由诗学观念的分歧变成南社内部的政治斗争,从而最终导致了南社的解散。这其中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内、外部文学环境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南社内部的这次论战不仅是一场诗学论争,也是宗唐与宗宋派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的相互角力。     

道德意识与文化的可接受性边界——解析由《洛丽塔》引起的论争

《洛丽塔》在美国正式出版之前和出版之初,围绕该书究竟是否为一本"淫书"这一话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探讨了社会道德意识和文化的可接受性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作家、对文学作品的发行和传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意义。《洛丽塔》的成功以及围绕它而展开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美国社会中文化的可接受性边界——这是纳博科夫对美国的文化生产所作的一次意义深远的贡献。     

从“胡服骑射”看儒法在民族问题上的论爭

公元前四世纪末,即战国中期,赵国国君武灵王在各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相继变法浪潮的推动下,奋力图强,进行改革。他吸取我国北方草原人民创造的“胡服骑射”的先进经验,在赵国实行“变服骑射”。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这是一次有名的军制改革。围绕着这次改革,儒法两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胡服骑射”的论争,对于批判儒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动观点及其复古倒退路线的反动本质,是有意义的。     

左翼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意识的生成、分歧与历史影响——以“留声机器”之争为中心

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成员中发生了“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的论争。在外部政治话语并未介入的情况下,左翼知识分子自发地形成了否定“个人主义”立场,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自我改造意识,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思想在新历史语境下的转换与再造。但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由于中国特殊的“后发现代性”境遇,在具体的改造方法上,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较大分歧。这次论争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宣传与相关文艺运动的展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值得引起学界进一步重视。     

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正> 1984年前后,我国高教界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讨论,其中心议题是:大学是否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孰先孰后?这场论争言犹在耳,1987年底至1988年春,一次规模更大的讨论再次席卷了整个高教界.这次论争的热点是高等学校的“第三职能”,即为社会服务问题.这前后相继的两次大讨论,冲破了我国高教理论界的沉闷空气,反映了传统的教育思想、价值观念正在遇到日益强劲的挑战.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推进     

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

一九七七年底开始,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一九三六年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讨论。这场讨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污蔑不实之词,为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了一点工作。还一致肯定了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它的发生既不是什么人任意提出的,它的结果也不是更把思想扰乱了。当然,对于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一桩“公案”,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这是毫不足怪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可是这场论争却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则仅限于从学术的角度,谈谈对这场论争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以就正于批评者。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