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政府行为、农村经济与社会资本

基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的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和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应用,分两阶段（以2006年为界限）检验了政府行为、农村经济、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以前,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作用不明显,但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结构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的作用不显著。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结构的优化有正向影响,但对提升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地方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作用不显著。在整个研究期间,农村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诱致作用尚未显现,而社会资本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之间也没有呈现出预期中的正向关系。     

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研究

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金融逐步深化,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金融深化出现减缓甚至部分逆转现象。通过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实证分析,文章指出造成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原因是市场失灵,而不是政府金融抑制,认为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放开部分非正规金融,促进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合是遏制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有效途径。     

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共生关系现状及深化研究

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还可以形成一种基于各自核心专长的协同发展的共生关系。构建和深化这种共生关系,不仅有利于提高共生单元自身的盈利水平和发展能力,而且有利于增强农村金融的整体功能。当前,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在共生合作中还存在着共生模式不完善、共生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正向共生环境营造不力等问题,影响到共生效应的发挥。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共生单元质量,积极改进共生收益分配机制,全面营造动态正向共生环境,不断改善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共生能力,巩固和深化二者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为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金融支持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在新经济背景和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下,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陕西省2007-2016年间实体经济融资额与实体经济增加值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陕西区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进行测算,并分析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金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仍有起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波动性较大;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体有效,各地市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高低。因此,陕西金融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只有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条路子。     

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率分析

为研究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率,利用历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民来自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借款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效率的。民间金融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陕西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

为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运用LYQ分析框架对2001～2010年间陕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脱钩弹性进行因果链分解并进行指标测评,结果显示,陕西省大部分年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的状态,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小于地区GDP的增长速度。研究认为,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对碳排放增长速度的减缓起到了主要作用,而价值创造弹性是阻碍脱钩的主要因素,因此,陕西省要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在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耗能高附加值的产业上继续努力。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分析范式

目前对于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机构分析范式和功能分析范式。所谓机构分析范式是指在现有金融结构给定的情况下,金融体系要有成本-效益地实现其功能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必须完善和强化现有结构,再通过其绩效来判断是否实现预先设定目标。在机构分析范式中包含着两种观点,绝对优势论和相对优势论。而所谓功能分析范式就是在金融体系功能既定的情况下,不考虑现有的金融结构框架,研究如何构建有成本-效率地实现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以便促进经济增长。在功能分析范式中也包含着两种观点,功能替代论和功能互补论。试图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二种分析范式做出全面的评述,以期找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采用金融发展程度、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水平、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四个反映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对有关数据做了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济计量模型,并针对各项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针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几点政策建议。     

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低效问题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正规金融虽然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成为影响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首先对农村正规金融系统组成机构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分析农村正规金融的现状,通过比较突出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特性和存在的问题.其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农村金融借贷对农业发展具有长期正关系.最后针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农村正规金融的相应措施.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形式是通过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实现的。由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因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所以,在劳动力的部门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生产率的提高。陕西省整体农业发展水平不高,正因为如此,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文中1978-2005年间的陕西省内劳动生产率分析印证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加速这种劳动力的移动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建议。     

辽宁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以辽宁省为研究对象,依据辽宁省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数据,构造和使用金融相关率、金融支农程度等指标,依次使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辽宁省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进而明确辽宁省农村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农村商业性金融要多种类型并存与竞争,农村合作性金融要构建纵向型合作金融体系,农村政策性金融应拓宽业务经营范围等政策建议。     

湖南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方法对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987-2008年间,存在农村真实货币余额增长率(M/P)、存款利率(R)、乡镇企业贷款(FL)三个因素的协整关系,其中农村真实货币余额增长率、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存在因果关系,其他序列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则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利用回归分析对三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这说明湖南农村金融深化、农业借贷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     

关于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旨在揭示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辽宁省为例,采用2000-2012年1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制度激励,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和固定资产投资和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土地财政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土地财政的急剧扩张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以及制度环境的变化,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约束下,透支未来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由此可见,对现行财政体制、土地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进行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首先运用标准差、极差、变异系数等指标分析了陕西省1999-2008年间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特征,然后通过泰尔指数对陕西区域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进行分解研究,得出陕南、关中、陕北地区内部差异逐渐减小,地区间差异为构成全省总差异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资源条件、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最后从如何围绕中心城市,发挥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促进陕南、关中、陕北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些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绩效分析

财政支出总量、范围和力度体现了政府活动范围和干预经济的能力。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构建财政支出绩效的分析框架,论证了政府支出的积极效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规模出现的波动和不均衡性发展特征,亟须合理配置资源,保持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     

陕西省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借助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探析陕西省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特征。     

招商引资助推陕西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与招商引资的实证研究为陕西利用境外资金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依据。近几年陕西招商引资规模不断扩大，存在问题也不少，故须从实际出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进招商环境、制定招商政策、促进陕西经济发展。     

关于陕西经济增长与教育负相关的思考

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与教育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陕西经济增长与教育之间却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究其原因,没有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一潜在的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这一现实优势是重要的方面。因此,只有营造人力资本运行的良好环境、健全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增殖功能,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一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这一现实优势,才能充分发挥教育对陕西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陕西经济的跨越式增长。     

陕西省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高技术是对一般传统技术而言的新兴尖端技术，以高技术产品开发和生产为主导的产业为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整体竞争力的先导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在讨论高技术产业内涵的基础上，研究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贡献及贡献率的测定方法，测定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贡献率，并就高技术产业如何持续提升陕西经济，提出坚持用高技术产业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扩大高技术产业规模、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大投融资力度及加快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引进、培养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