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然·名教--郭象自由思想之论证逻辑探析

“自然”与“名教”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郭象对庄子自由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旨在论证名教即自然。郭象对自由的论证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曲解庄子逍遥之义是其逻辑之始,自性论是其逻辑之基,自生和独化是其逻辑之干,自然即为命定是其逻辑归约,名教即自然是其逻辑之果。     

论魏晋“天地之教”

文章由名士山涛对嵇绍的开导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引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即名士们或借助于从天地自然万物中引伸出的某种含意来启发人，或学会自身对天地自然万物的观察理解和领悟来明白事理；这也是传统“圣人行不言之教”的延续。文章进而指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是对魏晋名教的否定和超越，故也称之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文章最后对名士们如何展开“天地之教”、欲得‘会心处”作了诠释。     

郭象“自然即名教”秩序观探微

“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与其肩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郭象玄学系统论述了“自然即名教”秩序观的产生、运行、发展,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之外的第三种秩序,这对于研究当前宪政与秩序相互关系等课题具有借鉴意义.     

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从人生论视角看郭象玄学体系

由人生论视角发现郭象玄学体系起于独化而终于逍遥。独化是为宇宙万物生成之终极理则,性分联结独化与逍遥,为整合名教与自然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逍遥筑基于性分之上,其精义乃为“因顺必然就是自由”。自由与自由的否定在逍遥论中相互缠绕,体现了整个重学探讨人的独立与人的自由问题的理论困境。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意象与意义

运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方法，将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文字还原成图象后，可见其本意为：每个个体依据自己的本性运动变化，叫作“独化”;无数个体运动轨迹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构成了无限复杂、时刻变动的现象世界。如果探究其变化的终极动因，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展开，都将面临模糊不清的景象，叫作“玄冥”或“玄冥之境”。从本末体用角度看，万物个性的集合，可视为现象世界的“本体”,故可将郭象玄学称之为“性本体论”。其目的是否定天命论(宇宙本原论)与君权神授，将人性的需求(自然)作为社会体制(名教)存在的基础，以此确立臣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为魏晋士族社会的“自治”理论与实践，奠定哲学基础。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魏晋风度何为？

魏晋风度是一种死亡返出来的的风度，是文人的反常风度，主要是反儒家纲常伦理、礼仪名教行为规范之“常”。其表现为：一是自我麻醉式的欢乐和狂欢；二是个人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怪诞。这种反常风度，其意义不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更重要的是揭示文明或“正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     

从反社会控制角度诠释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到竹林时期,在司马氏统治之下的特定产物。“越名教”主要是通过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面目、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非毁圣人和经典来实现的;而“任自然”则旨在突显嵇康理论构建、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追求的价值取向。嵇康试图从理论上打破司马氏的思想钳制,摆脱其社会控制,实现一个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的社会政治理想。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从对逍遥义的阐释看支道林对向郭独化论的超越

逍遥义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对逍遥义的探讨风行不衰，向秀、郭象的独化义理尤为出众，而支道林，作为一名释者，引佛学入玄学，针对向郭理论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逍遥新义。他对向郭逍遥论的超越，和他的“即色是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透析郭象《庄子注》中的矛盾论述——“有我”与“无我”的自相抵牾

为了消除人对于死亡的恐惧,郭象在《庄子注》中特别强调实体性的自我会持续存在,但是他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论述又等于在实质上否定了自我的存在。郭象之所以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庄子》中的许多概念特别是“物化”概念的误读。郭象对于“物化”的解释又是以他对《庄子》中的“万物以形相禅”之说和有关事例的理解为依据的。《庄子》中所谓的“以形相禅”已不同于原始的转生观念,郭象却把二者混为一谈。     

理在欲中,公欲即理——王夫之《诗广传》中的理欲观

理欲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王夫之在《诗广传》中从"人性日生日成"的角度对人欲合理性进行肯定,对"公欲"、"私欲"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分梳和辨析,并通过强调"以理导欲"及"取精用物"来对佛老及其他形式的禁欲论与薄欲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王夫之的理欲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带有明显的近代性特征,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遥相呼应。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郭象哲学中的个体性与主体性之辨

郭象虽然没有提出＂个体性＂与＂主体性＂的概念,但在其哲学思想中却存在着＂个体性＂与＂主体性＂的矛盾问题,本文试图揭示郭象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其在郭象哲学中的重要意义。郭象一方面在＂有物之域＂确立＂个体性＂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将人的＂主体性＂看作是＂个体性＂价值实现的内在根据。因此,郭象所实现的＂逍遥＂就是作为＂主体性＂的人重新确立自己＂个体性＂价值的过程。     

闽儒黄道周先生“仁”的思想试析

作为儒者,黄道周不乏对“仁”的见解。在对“仁”之由来的理解上,黄道周承继程朱,认为“仁”来自于天,人内心之“仁”的根据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体;在关于求“仁”途径的分析上,黄道周秉承朱子,把“格物致知”认作是“求仁”的具体方法,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回复到“天地之性”,从而拥有“仁”;在有关“仁”之效用的看待上,黄道周把“求仁”视为个体生命的需要,认为只有获得“仁”才能成就个体的生命价值。黄道周本人毕生行止也提供了诠释其“仁”之思想的极佳范本。     

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领域里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位学者,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是很有特色的,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是主观而抒情的,而且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创作风格：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时代烙印;史剧家必须是题材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结构、情节和冲突要使悲剧效果最大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戏剧语言具有强烈动作性等。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