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与日本

作为东亚科举考试文化圈的一员,模仿唐朝制度的日本科举考试经历了古代的贡举制、江户后期的"学问吟味"与明治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三个阶段.但是,受到政治体制与历史条件的制约,日本的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功能.贵族色彩浓厚、注重汉文"素读"的日本科举制度只是游离在政治体制的边缘地带,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功能.     

清代科举考试腐败问题探析

科场作弊是自从科举考试这个活动出现之后就随之产生的一个现象。清朝时,政府对于作弊严令禁止的程度实属历代之最,科举关防上开展了频繁的反作弊活动,文章重点了探讨了考生作弊的手段,和政府打击惩罚科考作弊者的措施,但清朝朝科场作弊之风却是愈演愈烈,甚至奔向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一道官方严打禁止和士子作弊两个完全相悖却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为了杜绝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行为,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选拔优秀人才;也为了缓和权贵势要与普通士人的矛盾,宋朝统治者在开国之后逐步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维护国家考试之公正原则的意向值得肯定,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为后世考试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与教训。     

唐代科举考试舞弊的防范与惩处

唐代是贵族地主政治向品官地主政治的过渡时期,贵族政治无时不在对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施加影响。在录取实践中,试卷成绩对考试结果常常不是决定性的。因此,科举考试的舞弊大多不在科场之内,而在科场之外。唐政府针对科场舞弊建立了各种防范措施,并加大惩处力度。有些措施不仅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就是对今天的各类考试,也不乏借鉴意义。     

试论元代的科举考试及其特点

元代也曾实行过科举考试 ,但时断时续。其形式继承前代 ,又有一些变革。它是元代汉族文化与蒙古等民族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契机。它对促进民族交往与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程朱理学也第一次在科举考试内容中占了支配地位。     

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到清代已成末路,但仍是清代选用人才的“正途”。清代对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采取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而在驻防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驻防八旗别有一番意义:是从客居走向土著居民的标志之一;是生计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旗、民关系或者说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标志;是旗内各民族文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表现。从科举制度研究的角度看,此种政策是对科举制度在民族与等级统治背景下一种变通与调整,表现出科举制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力和灵活性,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看,这种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考试政策,表现出民族统治政策的灵活性,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辽朝社会保障措施述论

辽朝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社会优抚主要包括优恤将士、优遇致仕官吏、优抚年老百姓等;社会福利主要是赏赐皇族、近臣、功臣、贫弱群体等;社会救济主要包括救灾、扶贫等。辽朝的社会保障措施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五代十国时期岭南科举考试研究

五代十国时期,为巩固统治,据有岭南的南汉政权继续效仿唐代旧制,设科取士,选任人才。其规模虽然不大,成效不显,但却不乏时代特点和历史影响,因而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     

永不录取

已是凌晨3点了,当他从网吧出来的时候,满脑子仍然充满游戏里的刀光剑影。他如网游中的大侠一般,麻利地翻过校园的墙头。突然,一个黑影出现在眼前,他意识到,这次惹麻烦了。     

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出版业都特别发达。科举考试用书在出版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市场上不仅充斥着首场八股文范本和写作技法类的图书,而且还有大量二、三场考试的范本和答题技巧的图书,这些图书大多数都是书坊刊刻,是纯粹的商业行为。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出版乃至泛滥削弱了官方对科举考试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对促进商业出版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多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

科举考试思想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是科举制度日趋完善、走向成熟的时期。相应地,科举考试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较之前代也更为丰富、深刻。具体言之,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在科举考试的实施过程中,为保证其公平公正和实效性,分地选拔、职前培训、立足实用综合考核,科举与学校一体化、科举必由学校以及反舞弊等一系列规章、举措得以实施,在人才选拔上,明代科举考试坚持宁缺勿滥,不以一试定优劣的原则。总之,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选拔标准、选拔途径、考试内容、取录方法诸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互动关系

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对不同时期科举考试产生、发展的轨迹和独尊儒术封建文化演变过程的描述为经,以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相关制度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内在关联的考察为纬,展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就是科举制度渊源并植根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土壤,而料举制度的发展变化,又对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发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唐代科举考试与《文选》

“唐人最重《文选》学” ,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创作诗文之需要 ,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之需要 ,而归根结底却是为了科举考试。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为了满足广大士子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文选》的要求 ,李善注《文选》和《五臣注文选》等注本亦便应运而生 ,由此形成了唐代“文选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迎来了中国“文选学”的第一个高潮     

明清士子的科举考试活动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参加科考获取功名成为士子们的毕生追求。为了一朝高中,广大士子从蒙童时期就开始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习方式枯燥,学习备考内容以儒家经典和时文坊刻为主。入闱考试是士子科举考试活动的关键时刻,不仅要经历赶考的行程之苦,入场还要经受搜身之辱,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也会面临诸多艰辛。考试结束中式士子的欣喜与落第者的悲怆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科举考试对士子的摧残。     

科举录取名额分配制度发展形成的历史

科举考试中录取名额分配制度在历史上,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在明清时期定型,它是科举制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历史上著名的两次关于录取名额的争论(第一次是北宋时期司马光所主张的"分路取人"和欧阳修所坚持的"凭才取士"的争论,第二次是明代的"南北榜事件"),着重分析关于录取名额的争论(或斗争)背后所蕴涵的真实意义,以此揭示出科举名额制度分配及其遵循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进而说明科举名额分配制度与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改革的思考与探讨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是我国高考录取管理改革的方向 ,是实现招生录取现代化、科学化管理的重要举措。本文对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录取过程中所涉及的系统软件开发、网络安全及组织协调方面进行了探讨。     

明代地方学校生员录取制度初探

本文从县试、府试、提学院道考试、保结等四个方面 ,对明代地方学校生员的录取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章指出 :明初制度草创 ,生员录取尚未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体系 ;尽管科举具有相对的公平性 ,它使贫寒子弟在科学仕进上获得了一条进身之路 ,但荐牍、贿取之风的存在 ,致使科举在初级考试录取阶段就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     

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

在明朝举行的90科乡试中,20科为不拘额数录取,70科为定额录取。各省、直是举行乡试的基本单位,但该规定至嘉靖十四年才完全实现。宣德元年全国定额录取550名;此后,除个别省直增加录取额数外,全国普遍增额凡四次:正统五年增至760名、景泰四年增至1145名、万历四十三年增至1287名、崇祯十五年增至1415名。其中,以景泰四年增幅最高,达50.7%;此后则增长缓慢;这是由官缺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各省直增幅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增幅最大的是云南和贵州,两省合计从最初的15名,最终增至89名,增额近五倍;北直和广西的增额在二倍以上;而南直和其它十布政司的增额仅在一倍以上。明代举人总数至少达102389人。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