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司马相如：汉初社会经济孕育的“赋圣”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境况与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有难解之缘.本文通过对司马相如一些重要作品的解读,展现了相如人生道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其作品内容和风格的特征,由此凸显了汉初社会经济所孕育的这一"赋圣"的若干特点,并进而揭示了汉初社会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司马相如赋论发微

司马相如不仅是汉代伟大的赋作家 ,而且在赋体文学创作理论方面 ,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他第一个强调文学语言的音乐美和色彩美 ,第一个从艺术角度阐述文学想象问题 ,第一个以自身的创作行动展示了文学创作的特殊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强调艺术天才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这些观点 ,不仅远远超过汉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都产生过十分深入的影响。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钩稽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司马相如故里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使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应注意扩大搜寻范围,多方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拓宽视野,深入挖掘梁武帝设置相如县的深层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有的放矢.     

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

《文心雕龙》在论及汉代乐府创制与生产的情况时,指出朱马以骚体制歌,其中朱指朱买臣,马指司马相如。汉代文人有很多摹拟骚体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中对骚体有着较为熟练的掌握,骚体赋在他的赋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乐府中的重要篇章,关于这些篇章作者的归属,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考辨,推测其中的《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两首大致可以认定为司马相如创制。     

论司马相如的儒家思想

汉初许多士人从诸侯之师友、宾客变为有固定职责的朝廷官吏,其思想逐渐从自由博杂走向尊崇儒学.汉赋从藩国走向中央,其兴盛、篇章体制、创作目的等与当时兴起的儒学密切相关.司马相如初以战国策士的心态、强烈的功名欲求.先侍从景帝,未能如愿;后游梁失败,宣告了他游士人生的结束.受时势的影响,他接受文翁之遣"东受七经".经过儒家思想的洗礼,他从极具战国策士之风的游士变为汉赋代表作家.其文多有称引经义之处,自始自终为大汉政治服务.既赞扬大一统,将帝王神圣化,又始终以讽谏为旨归,以堆护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其思想不是与儒家大相径庭,而是完全一致.     

论《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的评价

刘勰《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其人其赋有褒有贬,但综而言之,肯定为主。刘勰从文学史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辞赋承前启后的地位,自觉而清醒地从文学角度去看待司马相如的辞赋,体现了他达观的文学态度和卓越的艺术眼光;但其中也有些见解因袭前人固见,不甚合理,未能完全跳出时代局限。     

司马相如新论

司马相如是开一代风气的重要学者。在政治思想方向 ,他先于董仲舒提出了以儒学为治国理论、以儒家圣人为最高标准的主张 ;在学术思想方面 ,他是汉代尊崇儒术思想的奠基人 ;在文学方面 ,他是汉代代表文学———汉赋的开创者 ;在美学方面 ,他是汉代主流美学———“巨丽”之美的首倡人物     

《新疆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新疆赋》所涉及的新疆民俗,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考,如民居、园艺业、物产、商贸、岁时节日、礼乐教化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新疆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鉔”考论——《美人赋》考辨

自古至今,对题名为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聚讼不已。本文试图由小及大,借助对赋中之"金鉔"以及与之相关人物丁缓的探索,进而考察《美人赋》的流传,从而,考定司马相如《美人赋》的真伪,考定其《美人赋》产生的大致时代。     

唐代经济史札记二题

唐太宗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所以他重视农业,不失农时;提倡"克俭节用",节流为主,主张"藏粮于民".唐太宗的经济思想使贞观年间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唐代钱币的发行对经济发展也产生影响.唐代统治者没有认识钱币对国计民生的巨大影响,对钱币的政策反复较大.中唐之后,对钱币采取宏观调探,从而扩大了钱币的流通范围.     

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

《麓堂诗话》是李东阳诗歌理论最集中、最全面的体现,初由辽东籍弟子王铎于正德四五年间在扬州刊行,通过《诗话》与李氏其他文字间的呼应关系,可尝试勾画出李东阳诗学思想发展的轨迹。此外,传世《麓堂诗话》存在若干缺误,今以《丛书集成初编》所收《知不足斋丛书》本《诗话》为底本,对勘其他版本,结合各方面资料,共做出25处补正。     

北京大学校园内植树碑考证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旁有两块植树碑,一块是清朝乾隆皇帝丁未年（1788）所立,一块是民国十一年（1922）燕京大学教育系壬戌班所立,本文对这两块碑的碑文进行了考证。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     

古蜀汶山考

"汶山"对于古蜀文化研究,不但是一个重要地名,也是一个重要的疆域。该地域无不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代古蜀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汶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铜资源的重要开采和冶炼地之一,也是黄金、玉石等原料产地,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相关历史材料中都提及到了汶山,如《蜀王本纪》中描写到的"望帝(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其汶山指的是哪里?所提及的"郫化"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的探寻都将为古蜀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经作者对龙门山的岷江流域、湔江、石亭江和北川湔江流域多年实地调查和相关史料查阅,从2006年至今,虽然中间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山河改变、人文失常,灾后重建彻底改变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格局,但作者对"望帝治汶山下邑"的汶山,有了一定的区域概念,即:东临成都平原,西以岷江河谷和北临北川湔(戬jiǎn)江河谷,北起北川县曲山镇(涪江上游),南至都江堰宝瓶口和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