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髑髅说》之创作时期考辨

学界对曹植《髑髅说》创作时期之判定,可谓众说纷纭,除未定者外,举凡前期及后期皆有学者主张,然而无论主张前期或后期之学者,其论据皆颇为不足,因此诸说皆难惬人心。对曹植本文创作时期之推估,笔者以为其关键在于对曹植本文最末段文字所显现的生死观的理解,因此推估本文创作时期即以此为核心,并配合对《髑髅说》上下文连贯性之理解、曹植思想中诸家杂糅的倾向、曹植后期困顿抑郁的精神生活、“生之欢乐不下于超越性世界”观点的有无,以及《髑髅说》与曹植前期作品《辨道论》相类的反神仙论辩手法等分析角度,推估《髑髅说》当属曹植前期的作品。     

略论曹植后期创作的变化和发展

作为“诗人之冠冕”的曹植,不仅是一个具有浓厚诗人气质的才子,而且是一个在政治上颇有雄心,欲“立功于圣世”(《求自试表》)的政治家。曹植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位那年(220)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前期的立嗣之争,埋下了曹丕对他的忌恨,加上曹丕为人少“旷大之度”,使曹植政治上受压抑,经济上陷困顿,精神上遭折磨,一直在曹丕父子的压迫欺凌下痛苦地生活着。由于他前后期生活境遇的截然不同,导致他前后期的创作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安时期他的诗歌较多地表现他的政治雄心,对功名事业的追求,但到黄初年…     

李煜及李清照后期词的构思方式及其创作渊源

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的感情基调极为近似,于是不少读者由此推及并认为他们的创作风格及艺术特点相一致。事实上并不尽然。李煜词少羁约,故而称得上婉约中的豪放派;李清照则是标准的婉约词人。他们的词都浅平通俗,但给读者的感染力却有通透、郁结之分。从他们后期词的构思角度进行分析,或可说明两者的差异及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试论曹植后期创作的悲剧性

曹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一生却坷坎不平,饱经辛酸,“抱利器而无所施”,抑郁而终。这种不幸的遭遇,对于一个在政后上积极进取、欲有作为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不幸的人生经历,使曹植的后期创作与前期创作相比,竟判若两样。诚如前人所论:“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诗文怫郁”等等。可见,曹植的文字创作并不尽是“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他后期的大多作品包含着他心灵深处巨大的哀痛,展现着他悲伤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剧性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     

词家二李·真新美

李煜、李清照 ,是婉约词派的代表词人 ,人称“词家二李”。他们生活的年代相错不过百年 ,又都经历了由幸福到不幸的过程 ,相似的生活经历影响了其词的创作风格。就“二李”的生活背景、生平经历、作品创作加以比较 ,重点阐述了其词作风格的真实性、创造性、艺术性 ,即“真”、“新”、“美”     

同中之异——李煜、陈子龙词比较研究

词学界喜欢将李煜与陈子龙对比,认为两人词风甚为接近.但由于身份的不同及创作理念的差异,李煜与陈子龙的词作在相似词风中亦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点.李词造语秾艳富丽而陈词淡雅清丽,李词达情直率赤诚而陈词婉转蕴藉,李词传递出的是末代帝王痛悔无奈的生命悲慨,陈词则唱出了凄婉的英雄悲歌.李词前后期风格差异明显,后期作品境界尤大,以纯然赤子之心书写的人生悲剧独绝千古,陈词则前后期风格则较为一贯,"香草美人"的兴寄之思、忧国忧民的士人责任感贯穿各个创作阶段.     

试论曹植辞赋中的动物形象

在曹植的辞赋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物形象,通过这些动物形象,我们可以一窥曹植的内心世界。曹植的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前期的作品大都意气风发,积极向上,而后期的作品则深沉压抑。曹植辞赋中的动物形象体现了他人生不同境遇中心境的起伏变化,这种手法是对前代抒情小赋的继承和发展。通过这类作品,可以一窥曹植文学创作与人生境遇的密切关系。     

曹植、傅玄咏物赋的话语趋同性

魏晋咏物赋个人创作数量以曹植和傅玄为最多。二人在创作思想、创作取向、创作技法上有趋同性。这和作者性格、时代风气有关。傅玄生活在西晋,但他的咏物赋明显地承继了曹植赋体诗意化的路子,与西晋其他作家的轻绮繁缛大不同,有建安遗风。     

三曹三辨

本文对于钟峰《诗品》及以往文学史著作中扬曹植贬抑曹操、曹丕的评价进行了辨析，根据曹操的政治思想及其四言诗创作、曹丕的文学思想及其各种新体诗创作、曹植在逆境中的发愤为诗，认为曹操诗以气胜，有英雄气；曹丕诗具唯美倾向，有公子气，文士气；曹植诗则有郁结不散的不平之气。又进一步指出：冲决儒家思想的桎梏，气夺群雄而开一代新诗风，此功非曹操莫属；开导文学自觉意识，发展新的诗歌文体，当是曹丕的不朽业绩；以其特殊的境遇而创造了领袖一代的杰作，则要首推曹植了。曹氏父子，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全方位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向前发展，后人应对他们作出不失偏颇的全面评价，才是公正的历史态度。     

论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作视角维度的差异性

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作均以“悲愁”为主基调,但创作视角呈现明显的差异性.物象选择上李煜厚重,清照轻薄;意象渲染上李煜浓墨重彩,毫无掩饰,清照却是淡薄蓄雅,欲说还休;意境铺展上李煜由大至小,落在悲剧的浓度上,李清照则从小处切入,由点到面,落在悲剧的广度上.究其成因,既有个体悲剧性体验程度的不同,又有自我价值认同感的不同,同时还因社会文化催化力的不同.     

《史记》、《汉书》的叙事研究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渗透于方方面面,早期的比较研究多以优劣为重,后期开始侧重于二者的异同及异同关系的研究。两汉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文学开始由功能性向审美性,由抒情性向理性,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通过《史记》、《汉书》的对比解析,可窥见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异同。     

夏圭《溪山无尽图》、李公麟《五百罗汉图》递传经过及相关问题研究

南宋夏圭(禹玉)与北宋李公麟均系曾经影响中国画史发展序列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其作品历经沧桑,多所佚失,经各家有序著录且指为夏、李作品者虽不乏其例,但是否真、赝、临、仿等实质性问题,却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且流传内涵大多模糊含混,至于指为真迹或具有一定临摹水准且流传序列清晰完整之二氏作品,则更属少见.有鉴于此,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调查资料的汰选整理,去芜存菁,综合运用美术学、艺术市场学、美术考古学、统计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系统、完整地对台北历史博物馆所藏传为宋代夏圭<溪山无尽图>、李公麟<五百罗汉图>两长卷之基本递传流变经过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勾勒出两卷从宋代以至近现代至少七百余年的大致流变历史轨迹.上述两卷原基本滞留点最晚至明清时期大致均在江淮流域一带,其中传为夏圭<溪山无尽图>之长卷,约在清代中期偏晚一些流入陕西西安,民国二十年(1931)后复回流江南.另一传为李公麟<五百罗汉图>长卷则长期存在于江南地区,有较为坚实丰厚的流传基础.以此为契机,论文进而综合分析各家学说,相应对两卷之真赝、用纸以及题跋、著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讨论,最终联缀复原出氤氲影响夏圭<溪山无尽图>长卷、李公麟<五百罗汉图>长卷辗转流徙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以及两卷其后得在上海地区因缘汇聚并同时回购至前陕西省政府、旋复在1949年后因战事缘故辗转迁徙台湾,终为台北历史博物馆什袭庋藏的一段复杂历史.其对弥补台北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档案史料之空阙以及补充、完善区域性、专题性中国艺术市场历史与中国美术史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至于对两卷递传原委、递传经过、递传序列与相关问题的甄别讨论以及涉及20世纪30年代陕西省政府曾经进行系列收藏、展览、推介、研究活动的历史勾勒兼及1949年后两卷迁台经过、捐赠原委等相关问题的复原、考证等,尤显凸出,具有一定的学术张力.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比起前代文学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在当时的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中,都已出现了若干正面表现商人的作品,表现了商人的生活与情感,他们的恐惧和梦想;这类作品的数量比前代有所增加,其表现范围也比前代有所扩大;尤其是在相当多的方面,已开了后代文学的先河。     

古代作家艺术风格的前后期问题初探

中国古代文学家创作风格呈现前后期之不同,其外在表现因人而异,但总的趋向是前期慷慨陈辞,直面苍生,而后期创作风格趋于深沉平淡,艺术性上大多较前期更臻完善精美。造成前后期风格不同的直接原因当属社会巨变及仕宦荣辱升迁,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人生观、生活道路的变化。     

晚明书画转型与社会生活场景

在近年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中,混乱的晚明时期被越来越清晰地描述成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在中国书画史上,晚明时期的部分书画家及其作品同样具有转型性特征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勾勒了该时期以徐渭等为代表的书画家在中国书画史上的转型性特征,认为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是形成这股书画转型之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论沈从文的讽刺小说

沈从文讽刺作品因不同的创作时期而有两种风格: 早期诙谐幽默的和后期庄严含蓄的。从讽刺对象、讽刺手法等方面具体分析了第二类讽刺作品主观性强、 悲剧意识浓郁等特点以及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 ,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 ,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 ,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 ,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 ,尚不够成熟 ,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当代性"与鲁迅研究20年

鲁迅的创作指向具有深刻且多义、现实又超前的特点,为后人的"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突出成果,几乎都是以"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内在驱动力的,也正是在它的支持下,才将"人"、"人性"、"反封建思想革命"、"历史的'中间物'"、"主体意识"、"生命哲学"、"改造国民性"、"文化守夜人"等观念和关键词,置于鲁迅研究的中心位置上。鲁迅事实上业已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的精神源头和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力量。但这决不是杜撰式的影射和应景研究,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性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