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与受贿罪主体的构成

受贿行为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严重影响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其危害极其广泛。因此,打击行贿、受贿犯罪是我国当前乃至长期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但是,这种犯罪在目前打击的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究其原因,有诸多因素,刑法中规定的受贿罪主体单一化,和贿赂行为内涵范围不清,也影响着打击力度。     

受贿罪立法缺陷初探

受贿罪是我国现阶段易发高发的典型职务犯罪行为。作为打击受贿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我国的受贿罪立法尚存有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受贿罪主体规定有欠缺,对贿赂对象的规定过于狭窄,将＂为他人谋利益＂作为构成要件的规定扭曲了受贿罪本质,受贿罪罪名体系和刑罚设置缺乏科学性等。     

独立斡旋受贿犯罪之分析

受贿罪的罪名概括或包容不了斡旋受贿的特征,《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规定加剧了受贿犯罪体系的不和谐之处,独立斡旋受贿犯罪有助于消除立法目标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冲突。在维持目前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前提下,将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单独定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显示出刑法原第388条斡旋受贿的尴尬地位,即是否利用了本人职务便利,在不同犯罪主体那里的地位和意义是不相同的。从应然角度来说,将《刑法》第388条统一为斡旋受贿罪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受贿罪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受贿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仅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无法彰显我国法律在国际上的威严,也不适应国际社会联合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因而应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将其规定为量刑情节。在受贿罪的刑罚体系上,由于受贿罪具有贪利性特点,所以应当增设罚金刑,以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数额作为起刑点;取消受贿罪的死刑设置,有助于追究外逃贪官的法律责任,挽回流失的大量公共资产。由于受贿罪和贪污罪都属于职务犯罪,二者侵害的法益相同且《刑法》对二者规定了相同的量刑标准,所以对贪污罪的规定也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及其刑事实体立法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是对在商业领域发生的贿赂行为的统称,分为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可以说外形上基本完备,但内涵上存在严重缺失。在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对象及其他构成要件和刑罚配置等方面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距。打击商业贿赂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究

共同受贿作为典型受贿的一种修正形态 ,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 ,这种内在要求一方面来自于单独受贿罪的身份犯特征 ,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成立、形式和范围 ,历来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颇具争论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单独受贿罪基本构成要件的理解 ,单独受贿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认识分歧 ,必然导致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范围和类型的争议。“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呈高发趋势 ,其衍生蔓延已为刑法理论界所重视 ,加强对其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既是司法实践之所需 ,也是理论研究之归宿。在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理论论证的基础上 ,本文将“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区分为合作型和利用型两种 ,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法中的六个难题

刑法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受贿犯罪、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积极意义。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适用中存在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关系密切人如何界定、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如何定罪等六个难题。这些难题使得实践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不多,法条运行的实际效果与立法加大反腐力度的初衷相距甚远。     

行贿罪防范研究

言及“腐败犯罪”，一般而言一是指贪污犯罪、二是指贿赂犯罪。贿赂犯罪虽包括一系列具体罪名，但主要的应是指行贿罪与受贿罪。而就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关系而言，二者往往具有“前因”与“后果”的关系。在许多场合下，没有行贿者的诱惑，受贿案件可能就不会发生。因此，加强对行贿罪的有效防范，对于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乃至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当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严密刑事立法我国现行刑法典设置专章对贪污贿赂罪进行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从严密有关贪污贿赂罪的刑事法网的角度讲尚显不足。笔者认为，除刑法典的规定外，实…     

论斡旋受贿犯罪

本文认为,刑法第388条规定可以称间接受贿或者斡旋受贿,不过后者更能体现该种行为的特性。虽然第388条的规定只是受贿罪的形式之一,但有必要将该条规定独立作为斡旋受贿罪。本条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当根据特殊关系说进行理解;而刑法规定“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值得研究;本条犯罪的主体应限定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共同受贿若干问题探讨

在刑法理论中,关于共同受贿犯罪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笔者比较赞同以有身份者的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定罪的观点;共同受贿犯罪在主观故意、实行行为、因果关系、社会危害性上有不同与单独受贿犯罪之处;亲属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共同受贿犯罪中片面共犯是可能存在的。笔者拟就上述问题做一简要探讨。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

本文论述了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包括犯赃种类、各时期的惩治情况与所用刑罚等。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罪行以赃罪为主,纲运中军人犯法的处置细则也多触及赃律。宋朝对赃罪的处理日趋宽松,对边帅重将更是恩宠有加。除赃罪外,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刑名,还包括私相交易律、私役军士罪与计庸律等。这些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既体现了宋廷对军队营利性经营的态度和政策,也是别具特色的宋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贿赂犯罪独立设罪研究

商业贿赂的泛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涉及公务贿赂和业务贿赂两个规范体系,立法为两罪所配置的构成要件无法全面反映对商业贿赂犯罪实施刑法规制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有必要完善我国刑法,将商业贿赂设计为并列于前两类贿赂犯罪的独立形式,以此形成我国完备的贿赂犯罪惩治体系。     

浅析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直接对象。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还没有从程序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规定与现实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试析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律冲突

由于著作权法对犯罪和刑罚规定得过于抽象,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产生了冲突。著作权法扩大了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范围。侵犯著作权罪的对象表述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错误。犯罪构成设计滞后,以营利作为犯罪的主观要件制约了法律的适用。著作权法保护的权益没有受到刑法的全面评价,刑法保护的权益过于注重财产权而忽视人身权。著作权法的规定也导致了特别刑法与普通刑法的冲突,从而使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受到了冲击。     

论罪刑法定视野下的“轻重”刑事政策

"轻重"刑事政策是是基于对特定法益保护的要求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重罪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和体现,实行这一政策也有助于起到特殊预防的目的,能更好的保护法益.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考虑,轻重刑事政策应该实现法定化,在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下来.就绑架罪而言,应该一方面降低绑架罪的起刑点,以求取得罪与罪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从保护被绑架人的生命安全出发,设定对主动或者应要求释放人质的行为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条款,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     

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角度探寻反商业贿赂路径

近年来,商业贿赂事件层出不穷,已成为商业社会一大隐患,如何治理成为当前重要课题。传统的反商业贿赂法制已不足以应对商业贿赂,另辟他途尤其从商业贿赂的源头抓起,实有必要。商业贿赂的主体主要是公司董监事及高管人员,并且商业贿赂的受害者也主要是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商业贿赂屡禁不止与公司内外治理法律机制的缺陷亦有关联。因此,通过加强公司内、外部治理法律制度建设来达到反商业贿赂之目的,不失为一个理性选择。     

战国贿赂三论

贿赂是国家的伴生物。在大变革的战国时代，倡导并主持变法的开明君主和法家人士，展开了一场反贿赂斗争，从而在贿赂的认定、危害的认识以及惩治贿赂等方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认识成果和历史经验。这些成果与经验，堪为当今反贿赂斗争之鉴。     

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一个亟待澄清的概念

我国在共时性语境下展开的刑事诉讼结构研究容易遮蔽一个历时性形成的问题: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与其理论基础浑然一体,其制度表达服务于西方由来已久的程序正义观;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与我国的理论传统在整体上也是协调一致的,其制度表达基本上服务于我国当下日遭否定的实体本位说。家庭本位观决定了我国古代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追诉、审问的两面结构。集体优位观决定了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国家专门机关对被追诉者进行犯罪追诉的简单结构和当下刑事诉讼的畸形结构。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亟待实现现代化,需要充分确立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权,在审判前程序中确立中立性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实现追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离。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现代化需要以"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理论支撑。     

日本犯罪共同说之缺陷分析与反思

在日本,犯罪共同说确实忠实地坚守了客观上的判断和罪刑法定原则。然而,也由此显示了在运用构成要件理论对共同犯罪事实进行分析认定之时,并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犯罪事实的缺陷和弊端,因此,我们对日本的犯罪共同说应该重新进行评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