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中人物的悲剧性和抗争性

《史记》中的人物大多具有悲剧性,但同时又充满反抗性。人物因身处困境而不幸,但又因无畏反抗而豪壮。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与人生体验使他能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独特的悲剧性与反抗性,从而形成了《史记》中人物特有的"悲剧—抗争"二元模式。这一模式既赋予了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力,又表达出勇敢无畏的进取精神,将悲剧不幸升华为壮美激越。     

霍桑小说中伦理道德悲剧成因分析——以《红字》为例

霍桑的小说大多主要描写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着重探讨社会道德和罪恶的问题。作者通过其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揭示了清教社会的宗教伦理观,抨击了清教社会伦理观对性爱、婚姻的严厉惩罚。霍桑的作品中包含了许多伦理因素。本文以《红字》为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通过对小说中悲剧人物的伦理身份及复杂的伦理关系的分析,解读霍桑小说中人物悲剧的成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霍桑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是发生在清教社会伦理背景下,悲剧人物改变各自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伦理身份,违背了清教社会宗教伦理道德标准是悲剧的成因。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骆驼祥子悲剧的意义

文章从分析人物的遭遇和社会环境描写入手 ,揭示人物的不幸及其与性格的关系 ,具体解剖了祥子悲剧的内外条件 ,从而揭示了祥子形象及其悲剧的意义 ,并对作品中创作方法的运用作了具体阐述。     

谈《三国演义》的悲剧性及作者创作思想的对立统一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作者罗贯中在西晋陈寿著史书《三国志》及南北朝时裴松之注释的基础上，吸取大量民间故事而成书。作品中表现出作者浓重的创作思想倾向及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但《三国演义》最终是以作者所寄希望的人物、事业的毁灭、作者理想的破灭而宣告结束，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三国演义》悲剧的直接表现是作者充满希望和理想的蜀汉刘备集团的大业未酬，作者致力于塑造人物的英雄气短，进而表现作者创作思想的矛盾性。一、事业的态因性《三国演义》贯穿始终的是蜀汉刘备集团以复兴汉室、统一天下为宗旨，并为之而进行着一切的…     

欲望的表达 命运的揭示——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与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之比较

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和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都突出地展示了女性的欲望。在这两部戏剧作品中,作者均透过男性视角,通过象征这一表现手法描写女性人物,揭示其悲剧命运。     

后殖民语境中民族主义困境的反思——《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文化融合思想

采用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分析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反映的作者亨利.詹姆斯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实质和局限性,重新阐释了作品中女主人公伊莎贝尔欧洲寻梦之旅的象征意义,挖掘作品人物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背后的真正原因。     

美国黑人的苦难与抗争——论《宠儿》的悲剧性审美

当代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是一位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的作品无不体现了悲剧的特点。在其代表作《宠儿》中,作者以一个母亲暴力杀婴的真实故事作为悲剧题材,以正在遭遇苦难的普通黑人作为悲剧人物,以跌宕起伏的悲剧冲突表现了深刻的悲剧效果,反映了美国黑人同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的不懈抗争,弘扬了美国黑人崇高的悲剧精神。     

叙述、认识、剖析与反思——解读《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女主人公玛丽的人物形象

尤金·奥尼尔的自传体剧本《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朴实的语言描写了一个家庭的不幸生活,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作者在深刻描述与女主人公玛丽的悲惨人生有关联的几个主要人物基础上,分析了造成玛丽人生悲剧的根源,揭露了男权社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对女性的自我解放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在以男权为主导...     

为了更美好的人生──谈鲁彦周两部中篇小说

本文将鲁彦周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综合分析了第三阶段即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品。文章对＂生存系列＂的六个短篇，对中篇《逆火》、长篇《阴阳关的阴阳梦》等作品中蕴含着的悲剧意味作了揭示，重点剖析了《乱伦》和《孽缘》这两部中篇小说的悲剧意义和作者创作观的演变成熟。     

《庄子》与中国小说的起源

《庄子》与中国小说起源的关系密切,＂小说＂和＂小言＂等小说概念出自《庄子》,概括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精神的＂志怪＂一词出自《庄子》,《庄子》寓言中含有《山海经》＂奇说＂式的小说内容,这些使《庄子》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源头。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小说》、《志怪》为名的第一批小说专著,是《庄子》对中国小说起源深远影响的必然结果。从出土的先秦小说可看到《庄子》小说内容的历史背景,也显现出《庄子》的独特之处,它是中国小说的理论源头。     

《霞笺记》与《西楼记》考论

《霞笺记》始以传奇剧体制敷演文言小说《心坚金石传》,易悲剧为喜剧,其得失尚需探讨。惜乎作者姓字不详。《西楼记》作者则为明末清初曲坛大家袁于令。两剧皆取材于青楼妓女与士人之离合悲欢,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晚明特定时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略论清代笔记名著《茶余客话》的文献价值

清代笔记名著《茶余客话》文笔简练，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学科领域，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而且新见叠出。《茶余客话》记述了大量的人物故事；还注意辑录戏曲、小说等方面的材料，如《荆钗记》、《水戏》、《元曲》、《水浒传》、《琵琶记》、《金瓶梅》、《西游记》、《长生殿事件》等等，不仅保存了重要的文学史材料，还提出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观点，例如，他以明朝《淮安府志》的记载和《西游记》中大量的淮安方言论断《西游记》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后来鲁迅、胡适等人受此启发并加以考证，最终断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茶余客话》内容还包含了许多进步思想，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虬髯客传》之故事及版本衍变新论

从史志目录将《虬髯客传》归入"传记"看,据唐人苏鹗《苏氏演义》记载,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通过比对《太平广记》《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及《神仙感遇传》引《虬鬚客》诸本,知《虬髯客传》最初以带有传奇色彩之传记类型流传,经历了由权力上层流传至民间广传等过程,并分化成两种流传版本:一是,以《广记》本始流为小说类成一系,衍变为《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等,并随诸多小说类书的刊刻而为社会通行本。一是,约略于苏鹗所见"近世本"向《广记》本过渡时或更早,以杜光庭据流传初本编改成道教传扬本《虬鬚客》为一系,此系未曾广为流传。     

在《警言集》中的阿依特斯形式

本文对生活在11—12世纪的著名诗人霍加·阿合买提·严萨维的《警言集》中的《地域与天堂的阿依特斯》部分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简要介绍了霍加·阿合买提·严萨维生活的时代及他的《警言集》，其中侧重研究了《警言集》的第五十集——《地域与天堂的阿依特斯》的内容、诗歌美和阿依特斯特性，尤其是作者通过对《地域与天堂的阿依特斯》的两种译文的对比分析，提出11—12世纪突厥诗歌中阿依特斯也曾广为流传的观点。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从宝玉黛玉宝钗的出场管窥三人在《红楼梦》中的意义及相互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的出场,阐释了他们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其在全书中的意义,指出了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真正体现了《红楼梦》的两重悲剧:社会性的残缺和灵性的毁灭,集中表现于宝玉的人生悲剧并投影于宝钗和黛玉人生的悲剧。     

张大复《闻雁斋笔谈》、《梅花草堂笔谈》写作时间及版本考

明末昆山文人张大复著有《梅花草堂集》、《梅花草堂笔谈》、《闻雁斋笔谈》、《昆山人物传》等作品。其中,六卷本的《闻雁斋笔谈》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四卷本的《梅花草堂笔谈》初刻时间为明崇祯三年(1630),但因兵燹之灾,《笔谈》部分刊板散失,后世流传版本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修补本。     

有关《蒙古字韵》的几个问题

《蒙古字韵》《蒙古韵略》《蒙古韵》是性质相同名称不同的韵书,另外还有《蒙古韵编》《蒙古韵类》等不同称呼。《蒙古韵编》应当是1270年至1286年之间产生的,《蒙古韵略》《蒙古韵》也应该在这个时间段。《蒙古字韵》是1308年朱宗文校订诸书时择其善者命名的。《蒙古字韵》的字头对汉字来讲是一个标音的类别,不是音值的描写。《蒙古字韵》就是蒙古字拼写的汉字韵,分析《蒙古字韵》要以汉字韵为基准。     

解析《诗经·卫风》中展现的卫国经济

《诗经.卫风》因较多为情诗,古往今来的史学家对其研究的重点往往放在"乱世之音"、"靡靡之音"上,而对诗歌中折射出的卫国经济生活、婚恋习俗等关注甚少。鉴于此,该文试图通过对《卫风》中有关社会经济描写的关注,顺着卫人的眼光与思维,撩开卫国经济发达的另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