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期汉语官话教科书体例和内容的嬗变研究

韩国朝鲜时期的汉语官话教科书体系比较成熟和系统,其体例和内容也出现了显著的动态变化特征。朝鲜时期的汉语官话教科书主要分为会话和教化两大类。初期的官话会话教科书《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一直贯穿朝鲜王朝始终,且有汉语本和谚解本两种体例,内容主要为商务和综合会话。中后期刊印的《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体例与前期并无太大差异,但内容却是对初期的补充和丰富;教化类官话教科书初期为《训世评话》,中后期则更替为《五伦全备谚解》。《训世评话》只有汉语本,而《五伦全备》则汉语本和谚解本兼备。朝鲜时期官话教科书体例和内容的变化与朝鲜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中朝关系密切相关,体现了朝鲜时期汉语官话教科书实用性、针对性的编写原则,这样的原则对当今国别化教科书编写具有重要启示。     

朝鲜四种文献所见汉语声母的清代东北方音特征

分析四种朝鲜王朝汉语文献《华音启蒙》《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的语音的声母系统,通过文献讹误字分析、对音文献分析等考证其反映出来的清代汉语东北方言的语音特征。表现为：微母消失;见晓系腭化;全浊声母清音化;日母字变化为零声母字;平舌、翘舌音不分等。     

论《文学书官话》的影响

《文学书官话》问世于1869年,比《马氏文通》早出30年,是我国最早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现代汉语官话研究著作,对我国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创立了现代汉语教材编写的范式,提出了拟人、比喻、借代、夸张、反语等修辞格理论,根据汉语特点将现代官话词类划分为十五种,开展了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奠定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甚至影响到了国外的语法研究。     

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

《支那语学》创刊于1907年6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推广北京官话、传播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学术月刊之一。该杂志栏目设置很有创意:从教学角度安排北京官话语言基本知识学习内容;从培养语言学习能力角度安排汉日译解、翻译、写作、阅读基本能力训练内容;强调中国文化导入,加深读者对北京官话的整体性理解;以月刊为手段,迅捷传播中国信息,引发读者兴趣;内容选择强调趣味性、生动性、口语性、通俗性、学术性;版式设计新颖灵活,不拘一格,在对日北京官话教育史、汉语史、清末中日两国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支那语学》应用现代传媒手段,拓展了北京官话的教学空间,标志着实体学校之外期刊杂志取得了传播北京官话的话语权;学校教学和杂志教学有机结合,直接把北京官话教学延伸到了社会,开放性强;实现了日本"国家语言政策"的目标;对后来北京官话教学期刊发展影响至深,对今天中国"国别"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和期刊结合教学、国家推广汉语战略政策的制订都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15世纪末朝鲜文献《杜诗谚解》中的朝鲜语汉字词研究

《杜诗谚解》是朝鲜历史上最早的翻译诗集,于1481年（成宗十二年）刊行。自《训民正音》创制以来,众多汉文献被译为朝鲜语,极大地丰富了朝鲜语言文字体系。与同时期大量出现的佛经、儒经文献不同,《杜诗谚解》是诗歌谚解译文,风格独特,且其作为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诗歌译文,语言优美,词汇丰富且多样,无疑是研究15世纪朝鲜语言特点的重要文献资料,意义重大。以《杜诗谚解》初刊本中的汉字词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多角度分析诗歌谚解文献中的汉字词表现形式,进而探讨15世纪朝鲜语汉字词的特性。     

为东北官话研究鼓与呼

中国东北地区,曲艺非常发达,几乎把东北话带到了全国每个角落,但是学术研究上的东北话,跟文艺世界的东北话形成悬殊的反比、强烈的反差。考虑到具有区别于北京官话的重要特点,《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将东北官话独立成区,给东北官话的调查研究带来了重要契机。以往汉语方言分区分片,主要凭借材料储备相对丰富的语音条件,而语法、词汇方面的特点说得很少,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调查研究相对来说做得还很不够。直至今天,东北官话的调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这需要机遇,也需要人才,还需要有分有合的统筹规划,"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启动与全面实施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期望更多的人投身于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事业!     

介绍一份19世纪末的汉朝对音资料——《华音启蒙》卷后的《华音正俗变异》

汉语近代音中 ,见晓组字的颚化究竟何时结束 ,是研究近代汉语语音变迁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朝鲜对音文献《朴通事新释谚解》、《汉清文鉴》、《重刊老乞大谚解》以及《华音正俗变异》所显示的语音材料表明 :18世纪中叶见晓组字的颚化还处于开始阶段 ,到了 18世纪末或 19世纪初 ,颚化有所增加 ,但还是占见晓组字的少数 ,仍处于过渡阶段 ,到了 19世纪中叶以后 ,见晓组字基本上颚化 ,但还不能说全部字完成     

西南官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与轻声

西南官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分前字变调和后字变调两类。后字变调是西南官话中最主要、最典型的变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从变调形成的中和调看,西南官话后字变调方言存在轻声,其表现形式为后字变调为阴平。     

日据时期朝鲜汉语官话会话书《增补改正汉语独学》音系标记

《增补改正汉语独学》作为朝鲜日据初期的汉语教科书,是标记了清末民初汉语官话语音的宝贵资料,对我们利用朝鲜教科书进行汉语官话史研究,北京官话、东北官话语音演变史研究及普通话形成研究等极具参考价值,特别是对其中的汉语官话音系标记进行分析,可以总结这一时期域外(朝鲜半岛)所载汉语官话音系的基本特征.     

从词汇看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关系

西南官话属官话方言,是与湘语完全不同的汉语方言;但官话作为一种优势方言,对湘语的渗透影响则是巨大的,加上西南官话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湖南、湖北、广西等省的部分县市,与湘语区紧密相连,两种方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因此二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从词汇的角度来反映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区别与联系。一、湘语与西南官话在词汇上的区别湘语与西南官话在词汇上的主要区别是:湘语多“子”尾词,西南官话多“儿”尾词:西南官话多用重叠方式构词,湘语极少采用这种方式构词;湘语和西南官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形各异的词语…     

介词“乎”和“于（於）”用法之比较

介词"乎"和于(於)字的用法,各家教材和工具书或此或彼,但都语焉不详.本文对众家的说法进行了比较,加上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提出了学界未能涉及的一些看法.     

郭璞注《水经》考释

东晋著名博物学家郭璞,曾为《水经》一书做过注解。从《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各正史“艺文志”及目录书、典志史中皆有明确记载。现存郦道元《水经注》中,也保留了郭璞注的部分内容。郭璞广泛的游历、渊博的学识以及他渴盼祖国南北统一的志向,是他注释《水经》的动力源泉。     

好官主义与官场文学的写作常识——兼论肖仁福的官场小说写作

肖仁福的官场小说与其它官场小说创作存在较大的差异,返回官场生活现场、表现生活的真实细节和祛除先入为主的创作理念等因素促进了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产生。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出现,反映出作家对于官场小说创作中诸多问题的反思。     

《文选·北山移文》吕向注再辨

对《北山移文》的创作意图,从唐李善、吕向到清张云傲、梁章钜,近人王运熙、沈玉成、曹道衡等都撰文探求过。但是,因各自的视角不一,中间也不无偏漏,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实质上,从孔稚硅、周颗二人信仰的本质差异,当时隐逸之风的兴盛和泛滥,孔稚硅的个性,以及谐隐之文的发展等方面,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北山移文》真正的创作指向,即是对周颗类隐士嘲讽、谑而不虐的文章。     

论价值语言

语言有描述语言和价值语言之分。虽然在纯粹的描述语言和纯粹的价值语言之间也存在兼有描述和价值二重性的混合语言,但这并不能作为没有描述语言与价值语言之分野的依据。价值语言有两种功能,一是评价对象,一是指令人。价值语言的类型有评价语言与指令语言、自然价值语言与人工价值语言、肯定性价值语言与否定性价值语言、原生价值语言与派生价值语言之分。价值语言内部还存在四个级别的差异,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系统。价值语言在性质上似乎与以真假为值的传统语言逻辑不相容,但实际上,价值语言也一直遵守的是传统语言逻辑。如果我们将传统语言逻辑所注重的真假值改为对错值,那么,传统逻辑就既可在实际上与价值语言相容,也可在名义上和性质上与价值语言相容。     

试析《史记·酷吏列传》的讽刺艺术

《史记》全书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客观叙述深含讽刺;运用对比手法妙寄讽刺;运用层递推进的叙述手法取得讽刺效果;运用复笔手法增强讽刺力量;引用他人言论强化说服力。通过委婉曲折、富于变化的讽刺艺术,司马迁对于当时的酷吏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揭露,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     

语言学能与二语习得研究述评

语言学能与认知、心理和生理因素相关联,与其它个体差异相比,语言学能具有遗传性与稳定性的特点。语言学能测量有其认知、心理与神经基础,它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课堂学习环境中,而且表现在非课堂学习环境中。对语言学能的研究应吸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采取更广泛的视角,并与其它认知与情感因素相结合进行。     

城市农民工用语现状与发展趋势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之一,是城市中的新移民,其语言问题是城市语言研究的一部分.本文以南京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使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包,对城市农民工的语言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语言使用上,农民工在城市时使用两种语言变体--普通话和家乡话,而且两种语言变体在使用场合上出现分化,家乡话主要用于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多用于非正式、比较随意的场合;普通话主要用于关系较陌生的人之间,多用于正式、庄重的场合.在语言态度上,城市农民工对普通话的态度较好,对普通话认同感较强,对普通话的地位和功能评价较高;对自己家乡话的态度出现分化,对家乡话情感归属感比较强,但是对家乡话的地位和功能评价持一定程度的否定态度.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和谐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农村走向城市,再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要求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因此,在和谐城市化建设中,如何同步实现语言的和谐已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小事,而是国家的战略大事.本文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城市语言和谐、语言认同与城市语言和谐、语言生态与城市语言和谐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做到语言和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