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五四”运动期间的李大钊得益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途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些,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儒家“均平”理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尺度

以“井田”制为根据,中国古代“均平”理想蕴含着“制民之产”“守望相助”等深刻的思想见识,直接影响了先秦以来中国的政治实践,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安排,并且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及其相应的现代化建设形成了积极的互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举,而“分配正义”则是这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化的实现也意味着对于“现代性”所裹挟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超克。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三代”以来所传递的“均平”理想值得我们关切思考,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结合,中国理应发展出新时代的“义利之辨”,由此形成中国之于现代化的道德尺度,以提醒我们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团结奋斗,迈向新的阶段。     

“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     

“变”与“不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发展历程与未来指向,决定着其自身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智慧。一方面,从比较视域透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价值选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是其根本性变化之处,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性区别;另一方面,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以审视和剖析,其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理念和伟大梦想等实质内容依然保持相对稳定且难以改变。科学地认知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辩证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变”与“不变”之关系,在“万变”之中把握“不变”之内容,以“不变”之内容应对“万变”之挑战。     

“五四”小说现代化的轨迹与特点

“五四”小说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关键性的重大突破。小说现代化的前行和变化主要受着小说内外合力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合力 ,使“五四”小说现代化的轨迹出现了顺直加上一个“之”字形的曲折。又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五四”的特殊原因 ,“五四”小说现代化带上急躁、夹生和兼容与混淆的特点。     

全面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大文化”概念便于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操作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把握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儒家正义论思考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即原始社会。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叙事,而是普遍主义的叙事;不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归纳诸多不同民族历史的一种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根据儒家正义论的原理,寻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 ,弄清楚传统法学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 ,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 ,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     

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

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的现代化的特征与不足 :从发生类型看 ,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的产物 ;从发育状况看 ,中国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后发性”和社会分化严重不足 ;从目标取向看 ,中国的现代化还表现出“赶超型”的特点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主体经常变换 ,发展模式转化更为频仍。通过对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考察 ,我们认为市民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二者又有细微区别 :(1 )市民社会在中国属于“后现代”的内容 ,它的发育晚于现代化的启动 ;(2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和推进要比现代化经历更长的时期。因此在发展时序上 ,中国的现代化要优先于市民社会。     

五四时期“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其在经历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性联系。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流行并广泛传播的时代,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和孕育新范式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主义”传播彰显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趋势。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得以发展,规制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发生学”意蕴,应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历史境遇,追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深入考察“主义”的传播何以规制并培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革命—现代化”路径、领导力量和根本动力,进而从整体性角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支撑。     

“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休谟提出的“应该”与“是”能否相通实质是价值领域与事实领域是否通约的问题。康德依理性思辨设计了从“应该”到“是”的思路。功利主义者以苦乐计算为基础弥补两者间的断裂。斯金纳借助于行为主义理论实现两个世界的通约。马斯洛则以人性及需要为价值与事实相通之桥。马克思从对社会现实特别是生产关系 (是 )的科学批判入手 ,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 ,展望“应该”之前景 ,开辟了“应该”与“是”通约的崭新途径。而中国传统伦理则是一条由“应该”到“是”的独特心路。只有以西方伦理学为参照 ,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为支援背景 ,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主导 ,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实践 ,才能真正建立“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     

“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相辅相成——江泽民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

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并相应地提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江泽民对现代化理论的突出贡献。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二者在同一历史过程中彼此促进又相互制约。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决定因素。     

从“西方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与确立的世纪历程

20世纪中国人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历程浓缩着西方国家三四百年的历史。“五四”一代面对着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 ,以为“西方化”是世界之潮流 ,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构想和实践终结了晚清以来的体用之争 ,但毛泽东后来对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特别强调 ,又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和灾难 ,毛泽东后期的“四个现代化”理想还较多地停留在技术、物质的层面上。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把精神文明纳入到现代化的内容中 ,勾勒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国家发展理论趋于成熟。处于后现代化世界背景下的中国 ,在 2 1世纪则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既要重视经济增长 ,又要不忽略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 ,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以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模式”的八大要素

“中国模式”是有关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具综合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基本架构体现为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三位一体，反映的是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发展建设的道路和成果。“中国模式”蕴含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国情基石、动力机制、思维理念、环境氛围、发展主体、政治保证八大基本要素。     

“现代化”、“工业化”的论争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取向

如果说中国现代历史时期三大文化派别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集中于现代化的文化取向，解答了文化范式的现代转型问题①，那么，这一历史时期关于“现代化”问题和工业化道路的讨论，则把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从文化取向拓展到经济取向，从而促进了现代化观念的确立和工业化道路的认定。一、“现代化”的讨论：促进了现代化观念的确立在中国，“现代化”一词是在二十年代出现的。柳克述所著《新土耳其）一书就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其指义亦较显明。胡适在为1929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英文版）所写（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提出“接受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