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心理结构的理论探讨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礼＂包括礼心和礼行。按照心理学界公认的将心理三分的观点,＂礼＂的心理结构可划分为礼知、礼情、礼行为意向三个维度。其中礼知包括对＂礼＂的基本认知和对他人和自己的＂礼＂状况的认知;礼情包括积极的礼情和消极的礼情。     

闲情赋"劝百而讽一"原因试探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以闲情为主题的赋都具有"劝百而讽一"的特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前人皆认为是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礼教原则的束缚.然而事实上,汉末魏晋时代是一个儒学崩溃的时代,反礼教蔚然成风,士人普遍重情而又以理节情,这说明闲情赋的"劝百而讽一"并非是"以礼节情"的结果,而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冲动与有利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欲求内在冲突的表现.     

《檀弓》“有子与子游立”章新解——兼论先秦儒家礼论中的情文矛盾问题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进程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礼的内容与形式即礼之"情"与"文"间的矛盾。《礼记》中《檀弓》这一章记录了有子因不明丧踊之义,疑其无情而欲去之,子游反驳其说,提出礼有"微情"、"以故兴物"两大特质。旧说多释"微"为"减杀、抑制","故"为"礼仪节文",皆不确。"微"当释为"隐","微情"即"情隐于礼",强调情与礼义皆蕴于礼之仪文度数。"故"即"故事",体现了礼有源自传统的稳定性。《檀弓》此章凸显了儒家言礼者在情文侧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子游反对当时出现的单纯重情、片面强调礼义的倾向,在重视仪文的基础上,主张义与数紧密结合,这一思路在荀子《礼论》中亦有体现。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美在深情——《世说新语》自然审美的意蕴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背景,唤起了魏晋士人的审美自觉,使魏晋士人对自然审美的欣赏走向神、情、气、韵的深处。自然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隐逸意识与悲情意识的审美载体。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哀情”与“高情”抒写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魏晋士风与两性关系

魏晋任情违礼的士风打破了两性关系之礼制规范，主要表现为：夫妻之间由遵礼到重情；妻以妒忌形式争取婚姻对等；男女交往突破礼之大防，趋向自由开放。魏晋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女性的个性得以张扬，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论“兴”在魏晋审美实践中的语义转换

在中国审美批评史上,人们对"兴"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往往都把"兴"看作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其实"兴"在魏晋及魏晋之前的涵义是不同的,在魏晋之前取的是"托起"之义,在魏晋之后则多取"情兴"之义.所谓"托起",也即"托事于物",以外物托起人事;所谓"情兴",即兴致、兴会,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忽有感发、突与心会、兴高采烈、不可遏制的淋漓情致."兴"在魏晋审美实践中的语义转换,与魏晋玄学对心性至善以及道德直觉功能的宣扬无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诚实与文质:《文心雕龙·情采》礼文义理研究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融会礼文义理甚值得重视。礼文是礼学建立的文理,由言行举止,到服饰器物,都要求跟礼义相应。《周礼》所言"情"者,皆指为诚实义,唯有君子诚其意而能备之。郑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情与实明确为君子的美质,也是作为"诚于中,形于外"的根本条件,这为刘勰将礼文义理移用于文论,铺设了桥梁,在《情采》中所见尤为明显。由此发现刘勰于《情采》所致力开发的,是一套为君子而设的立文之道。而且这些礼文观念实皆有得于郑注,因此若注意到刘勰融会礼文观念于文学理论,则同时应重视郑玄对于其中关键概念的诠释,是为礼文与文学开示了共同基础。     

发乎情,止乎礼义——从“临川四梦”看汤显祖的至情论

通过对＂临川四梦＂的细读以及相关著作的研讨,发现汤显祖的＂情论＂一方面肯定了人自然的情欲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另一方面认为情与欲都应该受到＂理＂的制约。汤显祖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感情观是非常认同的。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古典文学视角下的“情景”范畴

＂情＂是艺术的基本元素。由于它的本源性,以及它属于较早的范畴,所以其不仅是一个本体范畴,且作为起始范畴,成为构词的基础。在古典文学语境中,根据＂情景＂范畴的语义和二者间的关系,以＂情＂范畴为基础构成的＂情～＂范畴具有各自的语义、特征及重要的修辞作用。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感性显现,也是魏晋玄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清”是具有高品位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从魏晋士人的仪态风神和内在性格中表现出来。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修辞范畴中“情～”合成词

＂情＂是艺术的基本元素。由于它的本源性,以及它属于较早的范畴,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本体范畴,且作为起始范畴,成为构词的基础。在古典文学语境中,根据范畴间的关系,以＂情＂范畴为基础构成的＂情～＂合成词具有各自的语义、特征及修辞功用。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魏晋人物审美观与神仙形象的关系——以《世说新语》例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人物审美观主要是崇尚素雅洁白的容貌美和轻盈飘逸的形态美，这是一种病态的女性阴柔美，一种与传统审美风格截然不同的新的人物美学风貌。这个新的人物审美特征与当时兴起的社会思潮——道教有很大关系。道教中长生不死、腾云驾雾、洁白柔美的神仙形象是魏晋士人人物审美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魏晋风度形成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自然山水与魏晋士人的飘逸美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与自然山水之美相得益彰。魏晋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无以寄托自己的深情,遂将之转化为“物情”,“通物情”为他们的深情找到了一个寄托园地——自然山水。士人们畅游自然山水,就有精神回乡的感觉,也使他们展示出飘逸的人格美。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