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     

以人为本体现了对现代性与乌托邦的超越——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如何把现代化追求与社会主义选择统一起来,是关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康有为和孙中山以不同的方式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对其进行现代阐释,用以判断资本主义,追求世界大同,把现代性置于道德乌托邦统摄下,但并没有消除二者之间的对立。毛泽东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寻求二者的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走向了难以解脱的困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结合起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现代性、合法性与中国公共行政重建

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迫切要求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寻求中国公共行政未来之路。这需要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角度回溯公共行政的发生与发展。公共行政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一方面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另一方面公共行政也陷入了现代性带来的困惑,由此加剧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转型中国的本质是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具有残缺性,即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这与宪政精神具有冲突性。在现代性宏大叙事背景下,完成中国现代性是中国公共行政的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超越现代性之后的宪政建设。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

在建设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宪政模式之际,回顾并总结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在于“宪政亏空”,核心在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双重缺失。在经济发展尚未到位、文化尚未跟进的情况下,一方面,作为一种变法图强的工具,宪政制度硬性移植到中国政治生活中来;另一方面,宪法理论、宪法的制定与运行同作为公民的个人生活关联性不强,宪政运动始终没有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自觉,同时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也打断了中国宪政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     

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诉求及其现实性建构——以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为视角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生活的危机,根源于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在于其道德价值原则只是合乎个体性及其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而合乎整体性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合理性"却被遮蔽。这一困境从根本上说又是现代性人学本体论的产物。因此,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在形而上层面重构人的价值体系,在实践上重塑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是文化合理性命题的基本内容。文化合理性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中国当下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市民社会孕育了宪政文化,培养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中国历史上缺失市民社会和现实中市民社会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这既是为了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在铺垫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论构建中国化的审美现代性

肇始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既带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也引发现代社会的诸多危机。审美现代性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日益受到思想家的重视和关注。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在天人关系、人与人和人自身关系的不同对待上与传统审美产生一定矛盾张力关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现代性相融的对接面,激活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审美智慧,由此建构有中国化特色的审美现代性,是探索缓解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有效途径。     

中西方宪法文化的价值观差异比较——以近现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为视角

中西方立宪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审视,西方的宪法文化强调的是个体主义、自由、正义和人性恶的价值观,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则是整体主义、秩序与人性善.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促进了宪政的产生,而在近现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中,由于传统文化中缺乏支持宪法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因子,从而导致宪政运动走向失败.因此,中国的宪政建设要取得成效,就离不开移植和培育宪法文化.     

乌托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多维度探究——董四代学术思想述评

董四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从"现实"与"理想"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之根,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阐释民生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主义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特色。作为矢志理论研究的学者,他注重学科交叉与方法论上的创新,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命题与价值取向,提升了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端--清末民初小说理论中"写实"与"理想"的分立

中国小说理论对现代性的追索,是在晚清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中展开的.在这一充满忧患的启蒙语境中,"写实"和"理想"这两种小说观因其价值倾向和观念内涵而显示不同的形态.前者成为中国历史追求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表述;后者受西方审美自律论的启示而对启蒙论进行反思,表现为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写实"与"理想"两种小说观的分立,呈现出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萌端时的多维价值与不同指向.     

在西方现代性中发现中国历史

在西方现代性视野中,中国形象首先表现的意义是悠久的历史,它在文艺复兴晚期动摇了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确立了人本主义世俗历史的观念。西方文化进入启蒙运动阶段,取向未来、崇尚现代的进步史观逐渐形成,中国历史悠久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从荣耀变成耻辱。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成为西方进步大叙事的“他者”。从中国历史构筑西方现代性,将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文化霸权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物质霸权,有效地协调起来。     

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会科学学报文摘

古今与中西尤西林　孙建乐(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工学院)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流行命题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此命题掩盖了人文精神的现代性起源背景,亦即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化的价值立场所规定的阐释学意向。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文主义及其与西方文化的“中西”比较,乃是中国进入现代化所发生的“古今”对立的折光形态,因而它反映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矛盾,亦即既追求普世性现代化又置身于现代民族国家格局而不能不持守价值论的文化本位立场,而西方文化在此仅是参照系而已。这一分析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中国大陆马克思…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序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一书将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历程结合起来考察,在沈钧儒研究中不失为颇具开创性意义的学术举动。作者帮助读者"知人",也在尽力论世,指出,西方原创性的宪政传统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的宪政民主却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不同的文化范式与现实需求决定了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逻辑的特殊性。     

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观念的塑造

中国近代翻译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总体上是沿着科学技术翻译、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线索而发展.这一阶段纷繁的翻译活动书写了中国现代性源起的轨迹,引发了中国现代性中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制度转型、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重构、人权观念革新、中国旧文学思想颠覆与新文学形式生成以及现代白话文建立等中国现代性的核心元素和特征.翻译的这一历史渐进性书写,发生在中西占今的交叉坐标体系上,经由全球现代化趋势和中国特定文化本根性共同作用而完成,塑造了中国的现代观念.     

依法治国与中国宪政文化

“依法治国”是一种趋势，并被写入宪法。但我国法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改变，析其原因是依法治国受到中国宪政文化的根本制约。中国宪政文化对宪政核心价值的偏离具有历史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误读是重要原因之一。法治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分析，更能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依法治国与宪政文化的联系。     

旧邦新命：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以费孝通早期著述为中心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解组和严重失调的总体性危机。深受功能主义方法论和费边主义理论影响的费孝通提出了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该方案沿循社会有机论的思想路径,主张在秉持总体性、嵌入性和主体性等原则的前提下,从重建乡土工业出发进行渐进式改革并以此推动中国现代性和新型文明秩序的构建。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情境中,费孝通的现代性方案未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换。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却折射出青年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诊断始终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乡土重建方案及其立基的问题意识、沿循的思想路径、擘画的理想图景、提出的历史命题仍有待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大历史”中予以完整性地重温与再思。     

基督教和儒教差异对宪政的影响

宪政在生发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其中与文化、宗教、伦理等因素是有着一定关系。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儒教因教义的不同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差异,对宪政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宪政制度不发达不能全部归咎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扬弃儒教思想资源,为建设宪政国家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     

刍议比较视野里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性

中国古典戏剧是现代戏剧发展至关重要的吸收和借鉴之源,这一学理前提保证了探讨中国古典戏剧现代性的可能。涌动在中国古典戏剧中主体“人”的觉醒及其在创作对象、创作者和审美接受者三维的体现,构成了我们在今天探索现代戏剧命题时不可回避的重要历史坐标。中西比较视野中的戏剧现代性又基于各自文艺传统的差异而又有侧重点的变换。作品、作者、接受者三者循环系统的现代性是戏剧现代性的真正内涵。     

近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内涵及其话语策略

近代以来,有两种现代性话语在清末和五四前后传进中国。一种是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即以一般的西化、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两者皆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性话语而接受和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使其揉进和变成本国话语,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进行结构与秩序的重新阐释、组织和叙事,从而达到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革命建国的现代性目的。     

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宪政实现的基本范式

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反映了人类宪政发展历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经验主义强调宪政秩序的自我生成性,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宪政秩序是人类理性设计和精心选择的结果.对于中国宪政建设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秩序缺少生成现代民主宪政的土壤,建构主义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验性知识,宪政只有建立在不断的实践基础上,并依赖于厚实的宪政文化和法治传统,才具有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