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谁是英雄》中妖魔化的"异国形象"

美国的朝鲜战争小说《瞧瞧谁是英雄》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西方作者从优越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着眼,将韩国女性作为异国情调来建构而形成的,她还被置于理想化的西方人物形象的对立面而加以妖魔化。这一形象不仅是东方主义“西优东劣”思维定式下的“他者”和危及西方文明的落后群体,更是西方借此贬低东方、彰显西方文明的书写。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神州集》对中国女性的再审视

庞德通过对费诺罗莎手稿的选译、节译和改译,编成了《神州集》。在这本诗集中,女性有着重要地位,她们不仅表现了中国女性的特点,还暗示出中国男性的形象。这些女性或堕落或充满肉欲或是纯美形象,她们背后的男性或堕落或性冷淡或不能欣赏美。这种定型的中国男女形象实际上是东方主义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文学上服务了西方对中国的征服行为。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美国华人男性形象的性别和种族操演

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体制和文化霸权的心理投射下,东方被塑造为他者,以其贫穷、软弱、落后和神秘烘托西方的富有、强大、先进和理性.汤亭亭、黄哲伦、赵健秀、徐忠雄等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对华裔男性气质建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索,他们创作的华人男性形象或是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包容性,或是极具勇气、魅力和反叛等支配型男性气质特征.无论是美国主流媒体,还是华裔作家对华人男性形象的种族和性别身份的操演,都是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虽然华裔作家内部对如何建构华人男性气质尚有争议,但他们的创作不约而同地展现出反政治压迫、反种族歧视和反文化强权的创作立场.     

戴舫域外题材小说的后殖民解读

戴舫小说将笔墨集中在海外具有中国血统的男性知识分子身上,在国际视野中展开了东西方关于生死、男女、救赎等命题的思考,故事带有文化投射意味。其主人公摆脱了"柔弱的附庸"的东方男性形象,转而追求成为强者和"超人"。杀兄情结隐喻了中美之间的权力宰制关系。小说讥讽了美国人试图"扮演上帝"的虚妄,颠覆了美国的救世主形象。戴舫的跨文化写作表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照想象关系,作者在写作中确认他者,寻找自我,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体性。     

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由于"语言和思想的物化",人们往往以为女性形象就是女性本身,相信对女性的语言描述就是女性现实.所以,女性形象一旦诞生,便会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形象或定型观念,表达了全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父权文化中女性形象产生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文化根源,揭示其中的权力话语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生态女性建设和两性伦理乌托邦构想.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在批判与建构之间:跨文化形象学的两张面孔

在批判西方中国形象中隐含着"东方主义"情结的同时,周宁尝试着提出了两种建构性的解决方案,笔者称之为"与权力联姻"及"超脱于权力"的进路。之所以提出这样两个貌似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解决方案,其原因是在于周宁本身在建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本文从对"同情式理解"的视角出发,对跨文化形象学这两张相异面孔进行了一个评述。     

发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的现实意义

当西方女权主义者发现追求经济、政治、职业的平等并不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平等之后，开始强调女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反映在文学上，女性主义作家要求用女性话语颠覆男性权威话语，重构女性形象。据此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为对象，从两方面分析女性作家在伸张女性、重构女性形象上所作的努力；同时忧虑地指出，当传统的道德观念仍在起作用，当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法权的代表，当女性抛却了赖以独立的手段，女性的伸张会变得无力，她们实际上仍遭受着巨大的压抑。     

"雄化女性"、文化身份及其他——兼谈木兰故事的东西方演绎

"替父从军"的木兰题材,是跟"女性自强"、"男女平等"之类话题相联系的,将木兰塑造成"充满阳刚之气"的巾帼英雄形象,原本就是古代东方木兰故事的题中固有之义,在中国女性文化史上无疑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同时,借"女扮男装"表达女性理想的木兰文本,它终归不过是一种攀借男权话语(扮男)以谋求女性权利的错位话语形式,也有其命定的局限性。木兰故事这一东方题材经过西方文化的娱乐化包装,将木兰处理成了个既食人间烟火又顽皮可爱的女孩,以种种世俗气息浓厚的搞笑情节取乐大众。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这的确是跨文化传播中饶有意味并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但对于西方人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解读为女性的"的观点,大可不必感到敏感,甚至一味拒绝。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都市巫女形象

都市的发展为女性突破传统"菲勒斯中心"权力话语提供了可能.女性从此乘着都市化进程社会转型的文化思潮,进行突围表演,这类形象在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反映.因其迥异于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范式的女性,我们称之为都市"巫女".因为巫女对于男性来说既是一种吸引,也带来恐惧.长期的文化积淀,巫女形象在男作家的书写中屡被成功放逐.而在女作家的视点下,因女性意识的生发,巫女形象成为表现女性精神突围的重要手段.     

“在场的缺席”与“缺席的在场”——论丁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符号化存在

丁玲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模糊的,被弱化、异化和欲化的。一类是他们的存在受女性形象遮蔽,他们身上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其主体在场而主体精神缺乏,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另一类是需要通过女性的回忆或日记去找寻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行动,成了"缺席的在场"者。这两类人物被批判和消解,成了符号化的存在,他们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     

论市场经济中的历史女性叙事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男性文本负载着更多的男权中心话语,透射着男性集体无意识,存在着将女性客体化和欲望化的倾向;女性文本则较多借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传达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痛与乐。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当代中国影视中的女性形象之嬗变

当代中国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嬗变,从最初符合时代政治要求的"理想女性"逐渐转变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女性理想"的追求者,而在社会发展、电视等传播技术普及之后,又逐渐"退化"为符合男性审美期待和心理期望的新一类"理想女性"。这种与社会进步同时出现的女性形象的"反动"值得进一步研究。即便是专门由女性编导为女性观众创作的女性题材电视剧和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流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形象妥协。而塑造健康而富有时代感的女性形象,必须认识到健全的男性和女性形象都应该兼备"双性"的性格特征。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论鲁迅的文学精神

20世纪的世界文学,对传统充满挑战性与颠覆性,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以疯癫的方式反抗着传统的可怕压力,质疑并颠覆着几千年专制形成的强势话语,从而高扬起反主流权力话语的文学旗帜。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眼光来审视,鲁迅作品必然是充满暴力和亵渎的"恶"的话语,正是在东方绽开的一枝恶之花。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是充满反抗暴力的,承担着人生大义的"恶"的文学精神,又是充溢着东方智性的写意的美的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