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化”到“事件化”:媒介事件研究范式的拓展与变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大众传播的线性控制模型正在被双向交流的互动话语模型取代,这种媒介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拓展媒介事件理论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型。传统媒介事件研究,其基本理论倾向是事件媒介化(mediation),强调媒介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叙事主题一般较为宏大。新媒介环境系统中媒介事件研究基础路径转向事件化(eventization),关注媒介事件对分裂、碎片化社会的整合作用及其意义表达机制成为媒介事件研究新的重心。     

解析“媒介事件”的内涵

通过对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使用频率较高的“媒介事件”、“伪事件”、“奇观”和“新闻策划”等概念的内涵及其使用进行学理的梳理和辨析,认为这些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可以从两种理论范式的角度来理解:(一)真实事件→媒介化→媒介事件;(二)媒介化的动机→导演事件→媒介化→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透视与电视角色解读——《媒介事件》述论

媒介事件作为一个特定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其1992年出版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提出.他们认为,电视和直播是媒介事件发生的基础,通过电视进行直播才能提供最大范围观众的邀请式观看;电视天然地扮演中立和公平的角色;媒介事件可以达成类同于宗教式的社会氛围,即媒介事件的萨满教化.对《媒介事件》梳理可以发现,从"媒介事件"的原始概念出发,媒介事件的内涵和外延过窄,大量的重大新闻事件不能被定义为媒介事件,而电视作为媒介事件的介质,天然的中立无法令人信服,这削弱了此概念的说服力.     

“范跑跑”事件的媒介话语解析

本文认为媒介话语言说者身份之“碎片化”构成了此媒介事件之起因。由于此事件所涉及的话题的特点以及媒介（机构）的介入,使得此事件最终演化为一起“媒介事件”。而此媒介事件如此的起源和发展又使得“范跑跑”作为一个媒介事件拥有了独特的意义。     

奥运会媒介事件的价值探讨

作为媒介事件的现代奥运会,在大众媒介的积极参与和策划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这种参与策划,不仅体现在奥运期间对体育赛事的报道中,也体现在前期的组织筹划以及赛后的宣传利用上。媒介在整个环节的引导,使奥运会在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奥运会媒介事件的价值探讨

作为媒介事件的现代奥运会，在大众媒介的积极参与和策划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这种参与策划，不仅体现在奥运期间对体育赛事的报道中，也体现在前期的组织筹划以及赛后的宣传利用上。媒介在整个环节的引导，使奥运会在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承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媒介事件对电视广告创意的影响

从对媒介事件的重新界说以及媒介事件对受众心理状态的影响入手,通过对近期国内一些电视广告片的创意特点的分析,指出在媒介事件的影响下,电视广告的创意正呈现出一些趋向,如诉求路线的情感化、表现内容的公益化、运作方式的潜隐化等等。对于这些趋向的认识,有助于企业改变以往程式化的广告操作手段,获得更加积极有效的广告产出;有利于拓展电视广告创意者的思维空间,使电视广告创作更上一个台阶。     

微博事件传播的媒介生态学解读

微博事件具有高度公众性、议题性和影响力,深层次触及受众情感和切身利益.本文以媒介生态学为研究视角,从微博事件传播的媒介生态因子和传播模式两个角度来解读和研究微博事件的叙事文本、受众生态、环境生态及传播模式,对其发生发展规律及传播模式作系统性的考察,为我们正确把握微博事件传播的特点,引导微博发挥社会正能量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     

全球媒介事件的重新定义及其作用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及其传播理念的发展,可以在国际传播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媒介事件”进行理论申发——升华为“全球媒介事件”。全球媒介事件是指通过新媒体、电视、报刊等各种技术媒介,在国际主要媒体有持续重要报道的全球性事件。伴随现代媒介的变迁,全球媒介事件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议题充分世界化,各种技术媒介相互联合,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等等。全球媒介事件可以分为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前策划两个类型,其对国家形象一般分别会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影响力

媒介的影响力分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两种.二者虽有着各自的功能特征,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传播学理论和传媒产业关注的重要问题.一般说来,社会影响力大的媒体,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雁门事变”及其相关问题论述

大业十一（615）年爆发的雁门事变是隋与突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厥与隋由和睦转向对抗的原因是其力量逐渐强大和隋炀帝治国策略的失误。事变得以解决的因素，从突厥方面来看，是因其骑兵不擅攻城，隋援军已逼近，季节将要变换，后勤补给又不充分。事变后隋因内外交因而灭亡，东突厥成为东亚霸主。     

毛泽东应对晋西事变的策略艺术及理论意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阎锡山发动最为严重的晋西事变。毛泽东坚决反击前来进攻的山西旧军,以反对叛军的口号在拥阎之下反阎,最终和平解决晋西事变。在成功应对晋西事变等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中,毛泽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对西安事变后"二二事件"影响的再认识

"二二事件"的影响具有多重性.它削弱了"三位一体"的力量,特别是东北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该事件是一个应该否定的事件.但是,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它却在客观上加速了西安事变善后和平解决的进程.不过这种解决是在削弱抗战力量的情况下实现的,故对该事件所起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     

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日美两国派兵最多。战后各国却未立即撤军,俄国则陷入内战,情势混乱。1920年3月至5月,居住在阿姆河出海口庙街的数百名日军及其侨民,与俄国红军发生冲突,演成"庙街事件"。中国四艘军舰因故滞留庙街,适逢日俄冲突。1920年5月,日本援军收复庙街后,指责中国军人曾助俄攻日,遂扣留中国军舰人员,坚持双方派员调查。中国外交、海军两部被迫派员与日人交涉。几经交涉,最终中国在同意道歉、赔款、惩处有关人员等日方要求后,终于撤回军舰、官兵和侨民。     

天京事变日期考

18 5 6年 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 ,东王杨秀清被杀 ,受牵连被杀达二万余人 ,史称“天京事变”。文章通过对清方资料、清人笔记、诸王自述、外国人报道研究分析 ,相互引证 ,提出了“天京事变”不发生在 9月 2日凌晨 ,而是在 9月 4日或 9月 5日 ,这对正确评价洪秀全、杨秀清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迹的愿望、“放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蒋介石处理西北诸问题的政策三方面的史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应划在1937年2月9日,而非1936年12月25日的“送蒋返宁”。     

富田事变研究述评

富田事变是发生在中国革命时期一次震惊党内外的重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富田事变的研究包括发生经过、原因、性质、影响、教训、平反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对其进行述评,以期掌握学术界研究全貌,推动其往深入研究发展。     

蒋介石与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涉外事件中的一例。蒋介石在大力推行＂革命外交＂之机,对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持支持赞同态度。其目的是多方面的：既可借列强势力收回中东铁路,又可迎合列强反苏的需要;既可控制和削弱张学良,又可增加其与冯对抗取胜的实力。     

《泰晤士报》与九一八事变——一种新闻报道的构架分析

本文从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运用构架分析方法,对九一八事变期间《泰晤士报》的所有相关报道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该报未看到此次事件的复杂性,对日本的权益给予了较多关注。同时,许多报道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