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视域下的农民工身份承认与社会团结

建立在civilright意义上的公民权研究无法有效回应社会团结问题,须在citizenship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公民权。这种公民权遵循从身份承认到权利获得的逻辑,为存在分殊差异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团结资源。以此为理论视域,文章分析了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的身份承认问题,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市民与农民工彼此的公民承认共同迈进公民权的体系中,各自能够以公民身份自我宣称与相互宣称,最终达致社会团结。     

公民权视域下保障农民工体育权利的路径选择

体育权利是公民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与生命权、健康权、文化和教育权利密切相关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农民工体育权利对于提升农民工幸福生活水平、促进其自身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本研究从公民权的视角分析农民工体育权利的性质、体育权利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体育权利实现的困境,并从实现完全公民权的思路提出农民工体育权利保障的制度安排。     

中国农民工城市居留形态塑造机制审视——评《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工、国家与市场逻辑》

美国学者苏黛瑞的《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工、国家与市场逻辑》一书,以公民权为切入点,揭示了在国家计划体制、市场与农村流动人口三方动态博弈过程中,农民工的流动路径、其城市居留形态的塑造及城市生存策略。作为一本美籍学者对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论著,对国内学界而言,其价值在于不仅提供了农民工研究的新视角,而且更新了流动人口的研究范式,对中国流动人口研究有相当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公民权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公民权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相对于社会整体的需要,距民众的权利诉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造成我国公民权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建立和完善公民权立法;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公民社会自治组织和结社团体;发展电子政务;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运行,保障和发展中国公民权,促进社会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     

交往行动理论下翻译的交互主体性

交往行动是人们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它是要建立两个或更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社会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参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本文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分别从生活世界和观念文本两方面思考翻译过程中参与主体,旨在全面理解翻译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主体间的交往趋向合理,翻译活动顺利的进行。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如果对其思想进行归纳的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其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对传播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它不仅颠覆了传统传播学的“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传播关系由“公共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修辞学意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开启了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对语言学研究有很大影响。研究发现:修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目的性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交往行动;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文化要素的分析揭示了文化语境对修辞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且修辞对文化发展同时存在推动作用和负作用;交往行动需要交往理性的规范,修辞活动也需要修辞理性的规范,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修辞活动;修辞能力的培养需要以交往能力的培养为基础,应该在语言技能、知识储备、修辞手段、劝说等方面做出努力。这些能为修辞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启示。     

公民权的疆界

文章将citizenship译为“公民权”,着重讨论其疆界问题。公民权是相互性的主体间性概念。它涉及到公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公民权在本质上是排斥性概念,只不过这种排斥有着一种包容性概念的团结幻象。这种包容幻象通过权利义务配置和身份认同的构建,将原本被排斥的人群包容进社会体系之中,加强了社会团结。这是公民权的进步史,也是其辩证法。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行动与目的行动、交往语言与独白语言作了厘清,阐述了<交往行动理论>构建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其精髓.根据交往行动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

从古典社会契约论到罗尔斯,合法性理论转向了对程序正义的探讨,而哈贝马斯在扬弃了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通过交谈、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的程序正义。我们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为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提供了论证思路。     

社会距离视角的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问题探析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伴随城乡文明的碰撞,其城市交往问题日益凸显。青年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深刻地影响了青年农民工的城市交往。社会距离视角下,从制度构建与政策支撑、社会关怀与支持以及青年农民工自身调适等多方面对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进行关注,有利于推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世界历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这个目的的达到是建立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交往变成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本文着眼于世界历史的角度,突破了传统的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二元理解的方法,提出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四分理解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结论———人的解放。     

伯里克利公民权法探析

伯里克利公民权法的出台标志着雅典限制公民权达到了最高潮。亚里士多德认为伯里克利公民权法的出台是由于公民人口增加的结果。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在这一时期,公民人口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雅典民主排他性才是伯里克利公民权法通过的主要原因。限制公民权也是雅典民主政治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限制公民权对于外邦人的影响最大。     

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城乡差异

一国公民权保障不仅要在其宪法、法律条文上得以体现,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要对其实现提供各种保障机制。立法上的规定,只是一种纸上的承诺,它并不意味着公民权的自动保护。权利的真实享有和行使有赖于权利主体之实际地位和实际能力。我国现阶段城乡差距已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使得权利主体由于经济落后、资源短缺而造成权利实际享有的不平等,导致在现实中我国公民权保障呈现出一种城乡“差序格局”状态。     

实践活动、交往行动与实践过程的合理性——兼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从宏观的层面看,人的实践活动展开为不同的形态。以多样的领域为背景,实践活动本身呈现不同的特点。与本然的存在相异,实践活动既关乎对象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应于此,以对象的变革为内容的活动与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往,也往往彼此交错。作为自觉的行动过程,实践活动的展开本身面临合理性或理性化的问题,后者不仅与对象相涉,而且关乎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及实践主体的具体性相应,实践活动的合理性或理性化也包含多重内涵。在广义的视域中,实践过程的合理性或理性化既表现为合乎"当然"与"必然",又展开为"情"与"理"的互动和交融。     

法治：行政权与公民权之关系

本文认为，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基本理论是建立权（力）、权（利）相约的合理制度配置．其中对行政权力的合理控制是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从分析行政权与公民权的法理关系出发，认为：建立有效的行政法治应当加强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的运行空间，完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真正审查，从而保证公民权与行政权的和谐状态。     

基于公民权理论视角的城市政治分析

公民权与城市政治天然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城市政治格局的契机。城市空间是公民权发生和践行的重要场域,而公民权也构成了城市政治格局的核心要素。公民权的认同是城市政治展开的法权基础,公民权的"个体—团体—政府—国家"交互关系是城市政治的基本政治格局,而公民权与城市政治的相生相伴推动了城市政治的现代转换。公民权与城市政治的契合为城市政治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对城市政治进行系统的研究,也推动了中国语境中的城市政治实践和研究,更有利于推进城市政治学基本理论范式的形成。     

哈贝马斯批判:基于交往行动理论的反思

哈贝马斯被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的旗手,然而就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成长经历而言,哈贝马斯只是将自己的学术镀上了一层形式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元素。他的理论资源和材料有部分德国古典思想的传统,然而他的价值观是激进的自由主义,他的方法论是功能主义的,而他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的。由于他科学观、启蒙观和理性观均与第一代学者有着较大的分歧而与美国实用主义者心灵相通,因此哈贝马斯不能算是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通过他,美国的学术思想和价值立场渗透进了德国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