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腐败的律师因素及其控制

律师诱发司法腐败表现为律师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腐蚀,影响司法的公正。产生律师诱发司法腐败的原因主要包括律师在诉讼中地位偏低、律师素质良莠不齐、律师行业竞争激烈、对律师的管理弱化、律师执业的社会环境差、法官与律师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带”等因素。文章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两岸律师伦理规范比较研究

通过对两岸律师主管机关、惩戒组织、律师执业行为、专业行为、受理业务以及律师互动准则等方面进行共通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得出：台湾律师伦理以实践中的律师为出发点,注重培育法律专业伦理;大陆律师伦理以法与道德的关系为代表,侧重于理论的研究。     

律师人格特征与律师执业水平研究

采用国际上具有较高信度、效度和稳定性的16PF问卷,对100名男女执业律师进行测试,并同时对37名男女大学教师,47名男女大学生进行测试,将所得测试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律师人格特征十分明显,绩业优良的律师高实验性、高独立性人格特征突出。律师人格特征的形成受其职业特点和要求影响很大。律师整体心理素质较高,某些人格特征有助于律师提高执业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律师广告规范的原则与规则探析

律师广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因其存在虚假性和欺诈性风险,并且律师行业又存在行业特殊性,律师广告需要受到合理规范.律师广告规范主要是从原则与规则两方面入手.文章通过比较法的视角对律师广告规范的原则与规则进行探析.律师广告原则包括:真实性原则、非误导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律师广告规则主要由内容与方式构成.在明确律师广告规范的原则与规则之后,对我国律师广告规范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论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对律师的监管实行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的"两结合"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完善律师惩戒制度,需要对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进行职能定位,合理划分惩戒权限;设立律师协会惩戒机构,分设立案调查室与律师纪律庭,赋予相应的职能;完善律师惩戒的立案、调查、听证、审理、复查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建立司法最终救济机制,对律师惩戒进行合法和合理性的审查。     

论律师信义义务

律师的信义义务是律师在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与其形成的信赖关系中,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被委托人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是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律师在作为辩护人、代理人或进行法律援助时,其信义义务有所不同。律师信义义务是需要通过保持律师的经济自由和完善律师公共服务中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予以保障的。     

刑事诉讼中律师拒证决策的博弈分析

律师具有经济学中经济主体的特点,运用经济学中的博弈学理论对律师法律行为决策进行研究具有可行性。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当律师从被告人处获知的信息是案件的重要证据时,律师是否基于对被告人权益的维护以及律师执业权来对抗司法机关命其作证的要求,这种行为选择的过程体现了律师、被告人、司法机关三方的博弈。通过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律师拒绝作证是其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做出的最优策略;在立法中确认律师拒证权则更加具有合理性。     

律师职业伦理是如何形成的

律师职业伦理对于律师职业的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实现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律师进行规制,要求律师行为符合较高的道德标准。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伦理规范,需要对律师职业伦理的形成有全面的了解。律师职业伦理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在律师养成时期的培养和训练。另外,在律师职业产生之初,来自司法机关和律师组织的规制措施也逐渐成为律师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律师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声誉以及律师的价值取向等律师亚文化也是决定律师职业伦理形成的重要因素。     

律师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律师赔偿责任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崭新的制度。本文结合国外立法、学理及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对律师赔偿责任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律师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律师赔偿的责任主体,律师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律师赔偿责任的赔偿基金,律师赔偿责任的索赔程序。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详细论证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完善立法和推动制度建设的建议。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实证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率仍然较低。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律师调查取证还是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律师的辩护意见也未能得到侦查机关足够的重视,律师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进行的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活动效果亦不明显。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功能主要在于打破侦查程序的封闭性,从策略上看,应从对抗走向沟通、协商,从结果制约走向过程监控。     

《刑事执行法》立法刍议

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同为刑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具功能,鼎足而立,又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执行的规定分散而且粗略,必须单独立法才能解决统一、完善行刑制度和体现现代行刑思想两大问题。在刑事执行法制定颁布之前,应对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修改调整,并对非监禁刑的执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律师伪证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第306条有关律师伪证罪的规定一直面临着悖逆民心的困境，但其原因并非实体内容不公正，而是欠缺程序上的合理限制，由此导致它沦为检察机关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将律师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性前提，把取消会员资格的行业处分或吊销律师职业证书的行政处罚作为刑事诉讼的实体性前提，并限制刑事侦查的调查范围，可以合理地限制检察机关的偏见和恣意，带领该规定走出当前的困境。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我国内地与香港刑法中共同犯罪成立条件之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各国对其成立条件的规定均与单个人犯罪不同。主要对内地与香港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即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共同犯罪的主观条件以及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和理论探索,以资两地刑事立法互相借鉴。     

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制度探究

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基本制度规定下来，这是辩护制度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法律上对诉讼权利的保障，是反映一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值班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并不当然地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应当是特殊的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律师制度具有推动程序正义实现和促进诉讼效率提升的内在价值，还具有弥补法律援助制度短板、推动审前程序状态合理优化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好运行的外在价值。但是，值班律师依然存在一些现实困惑，对这些困惑、问题的破解，正是改善值班律师制度的有效进路。     

刍论心理现象于我国刑法中机能实现障碍

心理现象,又称心理结构,通常是指统一着不同层次心理要素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心理现象于当代刑法的结构与运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成立犯罪并进而衡量犯罪、裁量刑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性作用。但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不周延性,心理现象的机能并未得到充分实现,因此,应当以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我国刑法的含混规定加以合理解释,以降低产生误解的风险,并考虑将规范内容引入我国刑法的罪过要件之中,以保障并优化心理现象之定罪机能的运行。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餐的含义还育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停止形态问题探讨

刑法第277条前三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不存在犯罪停止形态,此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犯罪的停止形态与犯罪的完成形态两概念之间的区别;多数学者认为,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是存在未遂形态的,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刑法第277条前三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还是刑法第277条第4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均不存在未遂形态,都是只有既遂形态。     

对我国过失犯罪立法的反思

我国刑法典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在认定标准,认识内容,类型划分等方面存在理论缺陷。为完善刑事立法,应当以构成要件事实为标准,以违法性认识为内容,以疏忽大意过失、过于自信过失和准过失为基本类型来重构我国的过失犯罪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