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早在一八二七年,德国作家歌德说过:“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二十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和市场的观点出发,又一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五四新文学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新阶段,又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广泛地吸收了外国作品的“可取之处”,作为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从散曲看元儒民族文化心态中的离异意识

<正> 一个时代最具特色的文学,往往最能表现这个时代的社会情绪世界,可以说,文学是时代的人的精神心态的外现。这里所说的“离异意识”,是相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态中产生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的士阶层对家国、君国的亲和意识而言的。历来的离异意识,较突出地表现于士对社会的离异的退隐和对社会现存秩序的否定的批判。本文也就主要根据元散曲中这两类内容展开论述。这种“离异意识”,说它是民族的,是     

评陈若曦的长篇小说《二胡》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就其基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第55页)。别林斯基也强调:“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1页)。面对我们国家分裂的渗透着血与泪的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每一个有民族正义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都必须给予必要的充分的关注。谁能理解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渴望国家统一的理想和追求,谁能为促进国家的统一与繁荣贡献心力,并在自己的作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大潮相融和的一个表征——世界文艺格局中的西部文学

中国西部在近代是经济文化的落后地区,西部文学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落后地区开发、振兴文艺的一种尝试。但从整个文学发展的格局来看,我以为中国西部文学发展的实践,既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大潮相迎和的重要表征,又是中国文学在当代化过程中防止倾斜的一个有力支点。钱念孙在一篇文章中,曾将各国文学的互相交流和影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彼此隔绝、单独发展阶段;二是邻近国家或同一语系的一组文学产生局部交往阶段;三是各民族文学普遍联系和互相影响阶段,即世界文学兴起和发展阶段。”“从全球的整体性质来看,由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的发展,实质上使各国文学在性质上发生了由‘无机体’到‘有机体’转化的重大变化”。①中国西部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它比较闭塞落后,另一方面,它又迅速地跃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再加上它具有中西文化多层交汇的历史底色和与国内外一些地区的同构效应(即下面专门要谈的“类西部”现象),所以,文化交流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中国西部文学中都同时存在着。即比起发达地区来,既显得闭塞自守,又和邻近国家或同一语系的文学,和自然、人文环境相类似地区和国家的文学有着较密切的交流,还开始和世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的民族性

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性 ,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问题在当前新的历史语境下的重新言说。它既表现出作为历史问题的滥觞所提供和积累的经验性意义 ,又由于历史境遇的深刻变化而必然呈示出“新质” ,并由此构成对世界现实秩序的挑战。我们既要坚持以“国家和民族”的范式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又应积极地把握“全球化”态势以激活民族的文学     

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

文学作品有没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是检验作家的社会生活根基和民族文化素养是否厚实的一杆可靠的标尺。从宏观的方面说,它说明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究竟是否成熟;从具体创作说,它决定着作品能否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气质,能否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但对于这样一个文学上带点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时期里,我们有些同志却理解得相当表面。他们总喜欢把文学的民族特点,归结为所谓“民族形式”,好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     

论五四文学中的“狂人”形象

1918年春,鲁迅与钱玄同在北京绍兴会馆那场关于“铁屋子”的世纪性对话,催生了现代中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催生了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狂人”家族的第一个典型。“狂人”形象的大量出现,是五四文学的一个独特景观,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和人格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狂人”作为那个时代特殊的群体,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也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20世纪初是一个需要“狂人”而又产生“狂人”的时代。诚如黎锦明在（大街的角落·序》中所说：“甘世纪是精神病倾向最明显的时代”。病理学告诉我们,一般精神病…     

简论楚辞特质的形成原因

每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有极复杂的文化背景。这其中既包含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历史积淀,也存在着当时社会政治、民族心理、审美观念、宗教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因而,我们要弄清楚辞特质的形成原因,便应从楚国整个文化背景的角度去对它进行审视。一、巨大的历史断层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中所创造的。楚民族文化的形成也是如此。关于楚民族的来源,有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土著说等。北来说以《左传》中“郑、祝融之虚”一句话为基本依据。但“虚”也作“墟”,既可作居住地解,     

深邃的现实主义艺术画卷——谈新时期小说

文学艺术应当体现为社会人生的透视镜,历史地折射出时代风云、岁月峥嵘和饱蓄着丰富生命内容的性格情态,展现出民族历史行进的雄壮侧影。这不仅是剧烈嬗变的时代所要求于文学的,而且是我们这个一向“重实际,讲人伦”的民族在众多文化选择中形成的文学传统。的确,切入生活,直面人生,千百年来始终赋予中国文学特别是     

试论尼德兰地区民族形成问题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形成民族的条件,都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完备的。在西欧,民族一般是在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形成的。列宁说:“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我们体会既包括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成长时期,又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兰西与英吉利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已形成民族,但尼德兰地区民族形成则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民族·生态·现代性——从杨大群的赫哲族小说《人·狗·狼》谈起

杨大群的小说《人·狗·狼》是当代北方民族赫哲族文学的代表之一,它不仅是对赫哲族历史命运的再现,对小说中渔猎文化、神话、民歌等小说要素的提炼与设置;还表现在以生态文明的视角通过挖掘赫哲族人对自然的敬畏,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同时,这部小说也是当代汉族作家跨文化写作的重要尝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文学观,具有现代意义。     

家国同构的变异--从"家"的形象看战时中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 ,而战时中国文学开始的“家国同构”的重建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 ,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既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又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被质疑 ,成为战时民族心理和作家心态的历史呈现 ,也预示出战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

历史是文学的矿藏,文学是书写着的历史。文学主体性回归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探寻“历史理性”与实现“人文关怀”之间,获得了一种动态平衡的张力;从而实现了“五四”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的复归,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着多层面、多元化的方向开放与包容,表现出一个时代完整而成熟的风貌。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新丝路时代西部文学话语权的建构

新丝路时代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时代,西部文学作为丝路区域的民族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化身与表征,它是区域发展的软基石。虽然历史上几次文人的“西迁”让西部文学汲取了发展的动力,作家队伍也在逐渐壮大,但西部文学的概念性模糊及身份认同问题依旧存在。在新丝路时代,继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这块土地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此形势下,西部文学更需要借此机遇向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重新构建西部文学的国际国内话语。     

是多余人,还是叛逆者?——贾宝玉与奥涅金比较研究

自从普希金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奥涅金这一“多余人”形象之后,在俄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皮却林、罗亭、奥勃罗摩夫等一系列“多余人”艺术典型,构成了独具风采的人物画廊,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一个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自己民族文学的“多余     

远离与回归──简论湘西当代作家对本土语言的探求

语言，在文学领域里，既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语言，也即风格。这风格的形成，直接受作者所处的特定的民族，以及民族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地理环境影响。别林斯基说过：“每一个（人物）都必须属于一定的民族和一定的时代，因为若超乎民族性之上，就不是现实的生物，而是抽象的概念。”[1]因而，对一名优秀的民族作家来说，他所运用的语言，必定是一种由民族特殊的历史文化所铸成的，高度民族化的语言。这语言中必然饱含着那个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作为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的一种投射形式的民…     

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启示

[提要]新时期以来,我国民族文学研究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对“民族”“民族文学”等元概念缺乏明晰界定、对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联动性关系认识存有不足、其研究方法路径仍需丰富多元等问题。以此,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够为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自我批判反思品格是开展民族文学研究的根本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本质和实践性特征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鲜明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具有的开放性姿态决定了推进民族文学研究是其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必要内容和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回到马克思”为理论追求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本土与世界对话、联通、互融等命题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和指导借鉴。     

试论我国散文的民族风格

文学作品的风格问题,涉及到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一部灿烂的文学史,都是由各个时代许多独具风格的作家和作品融汇而成的。散文是文学的轻骑兵,研究散文的风格是文艺理论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它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尤其是提高散文的创作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别林斯基说过:“每个民族的诗都带有那个民族精神的印记”,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是“民族精神本性的反映——是那些创造这个本性的历史条件本身的产物。”鲁迅在论及陶元庆绘画特色时指出:“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必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