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创作成因的考察——纪念柔石烈士牺牲60周年

柔石在“左联”五烈士中的创作成就是比较突出的,特别是他的小说艺术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他从1921年参加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创作,至1930年参加“左联”前后的10年期间,如果说《二月》代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那么《为奴隶的母亲》则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品。 《为奴隶的母亲》完成于1930年1月20日。小说反映的浙东地区典妻风俗,如果出     

略论许地山早期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色彩

略论许地山早期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色彩黄春莲文学研究会就整个创作主导倾向来说是注重写实的，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题”（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许地山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早期小说对社...     

《小说审美意识》评介

艾斐的《小说审美意识》(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书,通过追踪新时期以来文学(主要是小说)创作的态势和对其在发展历程中所留下的美学轨迹的审视,并从理论上予以阐释、评判和确证,相当清晰地勾划出了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现实形态.他对情绪记忆的潜在作用、美感“共呜”的人民性、     

先行者的足迹——试谈叶绍钧前期的小说创作

叶绍钧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的文学活动开始得早、持续时间长、并始终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他对充塞于小说界的风花雪月、言情游戏之作就十分不满,曾作《正小说》一文加以批评。他自己那时的文言小说,如《穷愁》等篇,是本着“要有其本事,庶合于街谈巷议之论”的宗旨写出来的,内容“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来的相仿佛。”“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新潮》杂志一卷三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生》(写于1919年2月14日),此后每年五、六篇,十余篇不等,到1928年,已有《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五个短篇小说集问世。     

王统照、李广田研讨会综述

<正> 1987年6月10日至13日,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在济南召开了第三次年会,这次会议主要研讨了山东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李广田的文学业绩。一、王统照研究(一)小说研究王统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从前期对“爱”与“美”的抒写到后期《山雨》中对现实人生的刻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如何评价他前期创     

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读叶圣陶早期短篇小说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其主要贡献在短篇小说方面。他从文学要“为人生”的观点出发,自1919年开始创作白话小说起,到1928年的10年间,他发表的短篇小说约70篇,先后编为5个集子出版。这就是《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城中》(1926)、《未厌集》(1928)。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     

程抱一小说《天一言》的主题研究

作为法兰西学院40位“不朽者”之一的华裔学者、作家程抱一(Franois Cheng),不仅是中西方文化的“摆渡人”,更是文学和艺术领域里活跃的创造者。他的诗歌、小说、书法创作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创作手法深入人心。本文从他的长篇小说《天一言》的文本分析入手,试图从多个角度剖析小说的主题,指出特殊生活经历与生命感悟对其创作构成的决定性影响;作者在小说创作中,还自觉借鉴了很多西方小说的观念与手法,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的世界性与多元性。     

谢六逸译介志贺直哉作品的意义——以《范某的犯罪》翻译为中心

谢六逸是民国时期我国日本文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和翻译家,在他翻译的大量日本文学作品中,志贺直哉及其《范某的犯罪》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小说使用了中国题材进行创作,读者可通过作品反观日本作家及民众如何想象作为“他者”的中国;二是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中坚作家,创作强调描写现实,书写人生,契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写作追求;三是《范某的犯罪》乃志贺“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可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时心理描写的借鉴,故《范某的犯罪》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坛有着非凡价值。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李怀亮一骆宾基在解放后一些谈创作的文章中都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文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暴露黑暗而是歌颂光明。他曾经打算写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总题就叫“歌颂”。确实，他解放后创作的小说也从来没有一篇以揭露社会问题而引起过象《组织...     

新时期文学创作潮流成因

在新时期，先后出现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等创作潮流，它们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社会潮流影响着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文学创作潮流是社会潮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社会上出现什么潮流，文学都会及时反映。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的社会潮流是：人们从大灾难、大忧患中解脱出来之后，开始痛定思痛，揭批林彪、”‘四人帮”，控诉给人们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潮流就直接促使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     

论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鲁迅先生因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对中国人头发的遭遇极其敏感且终生关注。当鲁迅还是孩子的时候,辫子最初向他“提醒了满汉的界限”;在青年时代,他因剪去了辫子而受到“社会的责罚”;一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文章表示对辫子“仍然要憎恨,愤怒”。③因此,辫子成了鲁迅一生中写得较多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写辫子最集中的作品是《风波》(1920年8月)、《头发的故事》(1920年9月)和《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这三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相近,而且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时代背景。在内容上它们又互有联系,有些人物甚至彼此出现。如《风波》中的七斤在《阿Q正传》里被提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也像《阿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那样,被人称作“假洋鬼子”,并且也棒打了笑骂他们的人们,等等。所以,可以说,这三个短篇小说构成了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读茅盾的抗战杂文

茅盾不仅是著名的的小说家,杰出的散文家,而且是革命战斗杂文大军中的一员主将,在杂文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早在20年代初,他就为《文学旬刊》“写了许多杂文”,1925年又在《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不少“文学评论和杂文”。后来,有人把他和鲁迅先生并列称誉为《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抗战时期茅盾来到重庆,用他的笔为神圣的抗战鼓与呼,在写小说和剧作《清明前后》的同时,还积极从事杂文创作,获得丰收,于1945年出版了杂文集《时间的纪录》。     

略论传记文学创作的几点要素——兼评韩春萌对于当下传记文学创作状况的误解

传记文学作为多种文学题材的一种,在目前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景气风潮。从文学和社会思想上看。这种风潮的本质就是人们对于“他者”生活方式的探求,从而引发对自我生活的反思。江西教育学院韩春萌先生在其论文《价值取向与当前传记文学创作危机》(原载于《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年第3期)中将目前文学创作的局面作为一种存在的“危机”来评述。就我个人看来,这种“危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相反,目前这种局面,也是传记文学几点创作要素不同方面的体现。     

试论《战国策》的小说因素

我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常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这些历史著作不是以纯粹客观的、“忠于史实”的、毫无“虚构”的笔法写作而成,而是常常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来展现历史风貌、反映历史真实的。因而这些史书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成就并称于世,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提供了范例。我们认为。先秦的许多文学价值较高的史学著作均可作如是观。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尤其是《战国策》,其历史价值尽管人们褒贬不一,但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还是为人称道的。诸如“繁辞瑰辨、烂然盈目”“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之类,见出人们对《战国策》的推崇。但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注意到它所蕴含的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试图探讨《战国策》的小说因素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以期引起方家的注意。     

施蛰存对现代派心理描写的借鉴与创新

1 在结束了《上元灯》时期的小说创作之后,施蛰存经历了一段困苦的傍徨。他希冀自己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凭着他对文学创新的一腔热忱和对自己艺术感受力的自信,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于他个人艺术追求的表现方式,找到了形式与内容相互谐调的结合点,这就是尝试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手法进行小说创作。 弗洛伊德在心理学领域内对人的精神力量所作的探索,他的梦幻、自由联想等理论,扩大了作家的创作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技巧,为文学表现人的心灵,开拓了新的天地,以致二十世纪西方出现了众多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大师。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小说新探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1935年)中评价自己的创作的那段话,是帮助我们打开鲁迅小说宝库的大门去窥探其中奥秘的一把钥匙。那段话开头说道:在这里(指《新青年》——引者注)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已》,《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     

商业运作与社会介入：论近代教育小说创作的内在张力——以《教育杂志》为视点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随着经济运行、社会政治及个人命运变动呈现出独特的“社会式”书写。《教育杂志》作为近代最富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在商务印书馆的运作下，于创刊初期凭包天笑的商业化教育小说站稳脚跟。包氏教育小说火爆一时，鸳鸯蝴蝶派诸人随后加入，声势浩大，后却因其商业化运作与陈旧思想陷入低谷。五四以后，“新文学”进入教育小说及其市场。此时，鸳蝴派观察到市场动向，将创作思路向“新文学”靠拢，谋求转型。文学研究会则入主《教育杂志》，锐意革新风气，在“儿童文学运动”中创作强调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教育小说，并在五卅运动后向左翼文学发展，引领了“后五四”时代的教育小说潮流。这一进程有着极丰富的历史意涵。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戴平万的生平和创作

戴平万是“左联”时期一位有过一定影响的广东籍作家。“左联”成立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和蒋光慈、饯杏邨(阿英)、杜国庠、洪灵菲等一起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我们月刊》,并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有关“左联”的筹备工作。“左联”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撰稿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他先后在《太阳月刊》、《我们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和译作,还撰写介绍外国革命作家的论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新兴文学的花蕊。他的小说《陆阿六》,还作为“左联”时期的优秀作品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去。一九三○年以后,他主要从事其他革命活动,创作较少,但也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