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是《墨辩》中论辩方法的范畴

<正> 在中国古代第一部逻辑专著《墨辩》中,“故、理、类”统称为“三物”。目前,在《墨辩》逻辑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比较研究方面,对“三物”的解释很不一致。笔者认为,随意比附,会曲解《墨辩》逻辑的本意。关于“三物”的系统论述,见于《大取》篇:“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诸立辞而不明于其故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对此,我们可做如下分析。     

朱熹之“理”：正向定理与逆向定理合一

朱熹认为,"理"是形而上的无形无影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抽象之道."理"善是从正向定理立论,遵理循理对人类有好处;反之,若不遵循道理,必然毁灭败亡,也有理在其中,这就是逆定理,从人类的感情上说,是"恶"的.正向定理与逆向定理的合一便是"理"之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客观规律性.     

“茂陵刘郎秋风客”漫议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云;“茂陵刘郎秋风客。”王琦注曰:“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曰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苏州人民纺织厂与江苏师范学院合编之《李贺诗选注》则云:“李贺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直呼帝王为郎,这是他的可贵处。”二者“道”不同,故褒贬异辞,而其不中腠理则一。其失盖在一“束于教”,一“笃于时”也。     

略论墨家关于“立辞”的谬误

本文认为墨家“立辞”的谬误论体现出对论证评估的批判性、辩证性、语用性、交际性或社会性 ,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非形式逻辑思想 ,作为原创性的论证逻辑 ,对它的创造性诠释 ,可以作为现代论证逻辑或“非形式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夫之正心先于诚意论

王夫之倡导正心先于诚意,说“学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为主,而诚意为正心加慎之事”,认为心是恒定的,而意乃与外物交感而生,是偶发不定的。因心之恒定,故可以存养以理,立之为志,用来监督意念的发生和方向。因意念之不定,故不可仅诉诸意念以诚意,而要“以志观意”,使意念有所遵循。其所遵循者就是已正之心或素养之志。对《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王夫之解释说,正心是无事时的存养,而诚意是接物时的省察。虽然无事时心皆合于理,但是接物时意念发动则有可能不合于理。这就需要时刻省察意念之邪正,以防止意念对已正之心的颠覆。这就是“意诚而后心正”。但是,通观王夫之的论述,他始终坚持正心为先,诚意乃正心之巩固。在他看来,没有心中之理则,诚意根本无从谈起。这与他坚持“复礼”先于“克己”一致,因为只有以礼作为标准,克己才能有所遵循。     

老子的道德哲学及其现代道德观的构建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 ,中国古代的第一位大哲学家 ,著作《老子》,分上下篇。上篇以“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起首 ,被后人称为“道篇”;下篇以“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开头 ,被称为“德篇”。故合称《道德经》,其“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1。“道”和“德”是老子哲学中的一对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范畴。“道”是其最高实体和一切哲学思想的来源 ,离开“道”无从谈老子的道德哲学 ,也无以言道家哲学 ;而“道者 ,道之舍也”2 ,《韩非子·解老》中说 :“道有积而德有功 ,德者道之功。”其意即是 :“道指世界本源 ,德…     

韩非“名”之谬误思想探析

韩非把名实不符的谬误分为有名无实、“名得而实亡”、不当之名和“名实不称”等.这一思想不仅不是逻辑学的谬误理论,而且,也不同于先秦时期一些诸子关于“名”之谬误思想,其结果严重阻碍了先秦名学向逻辑学发展的道路.     

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清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文体,以“清真雅正”为衡量八股文章优劣的标准,此标准在《清代硃卷集成》保留的硃卷文章及批语中可见一斑。“理、法、辞”是八股文写作的几个必备要素,“气”依靠文章而呈显,硃卷批语基本都是围绕“理、法、辞、气”而作。“理、法、辞、气”这四方面是考官阅卷批语的具体操作层面,“清真雅正”是对“理、法、辞、气”的总体要求,考官从“理、法、辞、气”四个方面来衡量科考文章优劣及登第高下。这一标准与当时提倡的文风有关,它从明代的“醇正典雅”演进而来,因八股文的功令要求而定。此标准在清初就被明确规定下来,并呈逐渐强化之趋势。     

以仁心说 以学心听 以公心辨——略说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格

本文的标题 ,引自《荀子·正名》 ,说的是君子应具备的言德、听德和辩德。下文是 :“不动乎众人之非誉 ,不治 (饰 )观者之耳目 ,不赂贵者之权势 ,不利传 (便 )辟者之辞 ;故能处道而不贰 ,吐 (咄 )而不夺 ,利而不流 ,贵公正而贱鄙争 ,是士君子之辨说也。”同书《不苟》篇亦强调 :“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导人”。所谓“君子” ,大体上应有这样的风度 :“宽而不慢 ,廉而不刿 ,辩而不争 ,察而不激 ,直 (寡 )立而不胜 ,坚强而不暴 ,柔从而不流 ,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此处的“容”字 ,梁启雄以为是“裕”字 ,即优裕之意。辩说时难免激动…     

《管锥编·老子王弼注》读解

“道可逆,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管锥篇·老子王弼注》(下称《管》)论云云,基本属“名可名,非常名”,未属“道可道,非常道”.按如以《道德经》而论,则道与德对;道客观,德主观.如以本章而论,则道与名对;道为实,名为虚.全书论道文字,除本章而外,宜重视二五章与一四章. 二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云云描述“道”,一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云云描述“道纪”,皆可解“道可道,非常道”,非仅解“名可名,非常名”也.二五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马王堆帛书本无”周行”一句,似有重视圆心更胜于圆周之象.如以四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参之,则“独立而不改”甚是,周天法非究竟也.一四章之“执今之道”,马王堆帛书甲乙本皆作“今”,河上公、王弼诸本作“古”,当以“执今”为是,执今御今而能知古始,是即“道纪”.知“道纪”则古今时空,皆可变化,“迎之不见其首,随之而不见其后”,首尾皆消解,通古今也、严复评首章曰:“常道、常名,无对待故,无有文字言说故,不可思议故.”《管》谓“道”为言辞,名为文字云云,且悬搁象数格物     

试论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

屈原作品,前人或称之为“屈辞”,这比称作“屈赋”要好。但其本原却至今没有辨明。本文试图从文体功能、语言结构两个方面说明屈辞的形式,是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的创造结果。上先秦文体,有“辞”一类。以我所见,辞有四义: 其一,冤臣之讼辞。《说文》: “辞,说也。从禹辛。禹辛,犹理辜也。”理辜即申辨。后遂指申辨之言为辞。如《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周礼·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古之理辜,多祈神判。如舜时使皋陶为理狱之官,作五刑;其人死而为神,实为招摇之星。其人治狱,事一神羊,其罪疑者,使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其羊一角,“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古者神人以献黄帝,后世楚王亦曾获之。此最初之神判。《墨子·明鬼》谓齐庄君有臣,曰王里国、     

论意格——《词学研究》之五

章句仅言成章;意格则畅论命意用笔之各种方法,已较章句作进一步之讨究。譬之绘理:章句言其点线体面之构造而已;意格则论其正侧俯仰疏密之态势也。譬之兵书:章句言其军旅营伍之组织而已;意格则论其进退攻守静动之阵容也。故章句只道其常,意格则兼求其变,章句易明,而意格难知;有一成不变之章句,而无一成不变之意格。然则兹编之论意格,不几犹“画脂镂冰”,劳而无当耶?是又不然。章学诚有言:“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古文十弊》)论文如     

墨子尚贤观的内容及影响

墨子的“尚贤”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墨子设想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他关于人才学的专论。我们今天研究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分析墨子“尚贤”思想中体现的人才观。一、墨子尚贤观的主要内容墨子认为以前的所谓“举贤”、“明贤”不是真正的“尚贤使能”，他说：“今天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墨子·尚贤》）王公大人们的“举贤”只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墨子明确地认识到，王公大…     

《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

“权” ,才能真正做到“执中” ,即恪守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不过与不及。为了更深入阐发《周易》处困行权思想 ,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九卦论》 ,对《系辞》“三陈九卦”的“第三陈”进行了分析和论说 :处困之道 ,君子之所难也。非夫智足以穷理、仁足以尽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应其变者 ,其孰能无患哉 ?古之人有极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伤其身、事起而不疑其变者 ,盖有以处之也。处之之道 ,圣人尝言之矣。《易》曰 :“《履》以和行 ,《谦》以制礼 ,《复》以自知 ,《恒》以一德 ,《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 ,《困》…     

罗钦顺的大节目

罗钦顺以心性理气为宗旨,心性不离不混,一反程朱、陆王“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以人欲是人的天性、天理.在理气关系上,既不是理逻辑在先,也不是理气为二物,而是“理气为一物”.在道器关系,主张道器不二合一说.程朱、张载把性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已逻辑地在气质之性中了,并非为二物.格物是为了穷理,不是陆王所说是为明心、立乎其大,或正心等.罗钦顺之学是从程朱理体学中脱胎出来,既拖着程朱理体学的尾巴,又为明中叶的气体学开出新生面.     

老子之“德”英译得失考

《道德经》中“德”的范畴仅次于“道”,然而业界对其英译问题的研究却几乎未见.本文首先对老子之“德”的涵义进行梳理,再通过英译本中宗教类、哲理类、语文类和演义类典型译者对“德”的关键句的翻译比较,以及译者选词译“德”的心理历程的分析,得出译者因文化背景、历史根源、认知差异等原因,造成了他们对“德”的译解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体会“德”的内涵,只能触及到老子思想内涵的某个方面,其不准确性与不完整性,甚至失误与谬误,比比皆是.     

说“名节”

儒家所谓“名”,从根本上说 ,乃是对基于分工的人文秩序的确认与描述。不同的“名”相应于不同的权利与义务 ,这即所谓“分”。只有获得一定的“名”,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这既是社会的现实 ,也是保障文化秩序的稳定性的必要条件。基于这样的思路 ,儒家反对道家的无名观念 ,强调“正名”,让社会成员以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方式立言行事 ,所谓“名不正 ,则言不顺”(《论语·子路》)。荀子就此论证道 :“异形离心交喻 ,异物名实玄纽 ,贵贱不明 ,同异不别。如是 ,则志必有不喻之患 ,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 ,上以明贵贱 ,…     

罗钦顺的儒释之辨——兼论其与关学和洛学的关系

黄宗羲在评价罗钦顺之学时引用了高攀龙的一句话:“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高氏此论源于嘉靖年间黄芳为《困知记》前四卷写的《序》(见《困知记》附录)。黄宗羲在引此话后说:“呜呼!先生之功伟矣!”(《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由此可见,罗钦顺的儒释之辨在明代中期和后期都曾受到很高的评价,而黄宗羲也是把罗钦顺作为明代儒释之辨的最杰出的代表。 罗钦顺(1465—1547)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弘治六年(1492),罗钦顺至京师,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是他参佛而有所悟阶段的开始;弘治十五年(1502),罗钦顺升南京国子篮司业,这是他“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国知记序》),知前所悟“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阶段的开始;嘉靖元年(1522),罗钦顺辞官不就,返回故里,这是他“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困知记》卷下),陆续写成《困知记》各卷阶段的开始。     

《庄子·齐物论》篇羼杂文字辨

本文以为“夫道未始有封”及“故昔者尧问于舜”二节,乃《庄子》书外篇之羼入于《齐物论》者。对“夫道未始有封”一节,曾有庄学家认为其应属外篇,但论之不详、不深;而对于“故昔者尧问于舜”一节,则未有庄学家疑其非《齐物论》文也。本文从语体风格的辩析上,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以及上下文在意旨及语调的衔接这样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论点。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