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①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     

试析晚清时期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以曾纪泽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国家派驻外交使节,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近代外交官员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一些外交官员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受到西方外交理念的影响,接受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其中曾纪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近代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是晚清时期外交近代化的反映,也在外交活动中挽回了部分利权。     

中国国歌史略

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古代中国是没有国歌的。中国开始有近代意义上的国歌,肇自清末。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国歌——《巩金瓯》清末的中国,列强环列,虎视鹰瞵,民族危机四伏。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民众的民族意识日渐觉醒,一些爱国的清政府官员也主张对外抵抗。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出使英法的曾纪泽第一次向清朝廷上呈“国乐”草案,未获允准。①1895年,新建陆军制定军歌,于是在     

近代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与适应

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就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制度就是“朝贡制度”。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旧有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旧有程序。面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挑战，近代中国的反应先是拼命的抗拒，继而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与适应，以致最后主动完成了外交近代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民国初期政府对待国权的态度

民国初年无论是地方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国权的问题上，都面临着进退维谷、取舍两难的境地：即惧怕列强干涉，又欲假借列强之威巩固势力，同时又希望能限制列强在华势力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权益。在这种双重矛盾心理状态下，民初政府在关于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对外交涉及其举措异常繁多，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措，不仅在民初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民国时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和重要影响。一上海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曾经指出，由于清政府丧失了大量主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     

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     

“以夷制夷”外交和“门户开放”政策——兼论现代中美关系

19世纪后30年间,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执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美国则在1899年和1900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反映了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国际关系;它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深刻影响。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试析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的成因

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 ,其近代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究其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是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西方思想观念和曾国藩、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等客观因素 ,以及曾纪泽的个人素质、经历与所受教育等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贵阳教案试析清政府的羁縻外交

晚清的外交，从总体上来说是失败和屈辱的外交。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之下，似乎发现可以利用条约体系牵制列强，被迫采用了西方的关于主权和国际法的概念，来提高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水平。在晚清的外交档案中，不乏...     

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历史考察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72年历史进程中,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究竟怎样呢?不少论者认定清政府从鸦片战争起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的“走狗”,是“卖国”的政府。如范老就认为,《南京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满清政府出卖中国的疯狂性”等等。笔者则不以为然。本文拟系统考察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尤其对列强的态度,以求客观估价清政府在中华民族与列强这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与作用。     

《里斯本草约》与清政府的对葡交涉

中法战争的炮声刚刚沉寂,1887年,有关澳门地位的谈判就在里斯本拉开了帷幕。3个月后,一个新的不平等草约产生了,这就是《中葡里斯本草约》。尽管这是个草约,但签署的前后过程,却表露了清政府在没有炮舰威逼时,对外交涉事务的艰窘处境,揭示了西方列强对清政府采取联合外交的一些内幕,也反映了葡萄牙攫取澳门主权     

论近代中国的协定税则

协定税则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 ,是国际贸易格局中普遍适用的关税制度。协定税则并不必然对国家的关税主权构成侵犯 ,只是作为协定税则形式之一的片面协定税则才对国家的关税主权构成侵犯。鸦片战争前 ,清政府的税则制度是自主单一税则制度 ,近代中国的关税税则是列强强加于清政府的片面协定税则。近代中国的税则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和屈辱并不在于它是协定税则 ,而是因为它是片面协定税则。在论及近现代中国关税制度时 ,应区分协定税则的不同形式 ,以利于准确地表述协定税则与国家关税主权的关系和准确地揭示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协定税则作为“片面协定关税”的特性 ,以利于对中国近代的协定税则作准确严谨的评判。     

晚清报刊外交舆论的现代政治意蕴——以《外交报》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民间外交报刊,《外交报》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思想.该报吸收了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先进理论,在国内首倡“国民外交”,坚持新型国家权利观,积极关注领海、领水主权,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评价中国外交,倡导文明排外.该报还将均势外交等作为晚清政府地缘外交的重要策略.《外交报》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现代外交观念,形成民间外交舆论,对于启发民智,推动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简论

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时,郭嵩焘探求“应付之方”,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主张,试图改变中国屡屡受制于人的处境,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对此作系统的探析,有助于认识半殖民地的中国外交,了解其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思想历程。 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是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此时,郭嵩焘对侵略者只是满腔义愤,尚未悉心考察对外交涉这一重大问题。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的失败,列强的侵…     

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体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起步和必经阶段 ,其重要特点有四 :其一 ,集中表现为把洋务活动作为其运作的中心内容 ;其二 ,在权力运作上 ,清廷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从而使总理衙门在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凸显 ,权力顺达 ;其三 ,晚清外交强烈依赖于地方督抚 ;其四 ,海关道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表明 ,晚清政府已开始努力摆脱“天朝上国”的心理 ,按照国际关系惯例来改变自己 ;同时说明 ,在封建旧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 ,具有与身俱来的局限和缺陷 ,从而成为 19世纪的中国始终不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素     

晚清对外政策之检讨

自鸦片战争始,长期在东亚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王朝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强敌。为反击西方列强的侵略,晚清先后采取了郅治保邦、“海防”与“塞防”、保藩固圉、以夷制夷等不同的对外政策。这些对外政策理念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晚清外交的成败得失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外交遗产。     

试论条约前时代西方海洋国家对中国领水主权的挑衅

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破坏是从侵犯领水主权开始的。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前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集中表现为挑衅中国领水主权。自 16世纪以来 ,西方海洋国家多从南方海道而渐及于中国 ,他们凭借“船坚炮利” ,横行于中国海区 ,试图挑衅中国的领水主权 ,具体表现为 :(1)不经许可随意派遣兵船长期游弋中国领水区域 ,并任意交战、捕获 ,违反中立法 ;(2 )兵船不遵规定 ,任意强闯广东内河 ;(3)企图逃避中国政府对商船水手的刑事管辖 ;(4 )利用武装商船走私鸦片 ,逃避中国政府的缉私管辖 ;(5 )不经允许 ,擅自探测中国沿海航道。西方海洋国家的这些活动无疑使中国的领水主权受到了威胁。而且随着时间趋近近代 ,这种威胁越来越大。嘉道年间 ,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夕 ,列强挑衅中国领水主权的活动日益增多 ,预示着对中国领水主权大规模侵犯的时代即将到来。鸦片战争的爆发就是一个标志。自此之后 ,中国领水主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