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探寻法治的社会根基

对于今日中国而言 ,民主与法治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 ,尤其在政治生活领域和社会精英层面 ;“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 ,尤其在立法、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应当说 ,这不仅是五四运动以来民主启蒙精神的延展和提升 ,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民主法治浪潮的压力所致 ,它代表着中国摆脱“边缘化”而进行世界性平等对话、实现强国富民蓝图的已久期盼和渴望。然而 ,冷静的观察、体验和分析难免会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 :法治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答案似乎并不十分乐观。最突出的就是法治的“表层化”现象。法治是在既定规则之下实现权利保障和权…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依法治理"进程中的误区及其克服

建立法治国家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然而,冷静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中国法治进程中尚存在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律与道德、本土和移植等误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法治进程。因此,必须克服这些误区和困境,加强法治启蒙、伦理秩序建构和法治本土化根基的构筑,从而推进我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中国法治社会根基的可贵探求--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法治进程、模式、路径等等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检讨、探索和省思,促进了法治研究和法治进程。其中,关于市民社会和法治的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说,这已涉及法治秩序建构的一个更根本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最近马长山教授的新作《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以下简称《法治》)一书,就是这方面较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法治》将法治置于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一历史发展的深层运动中去考察,并探讨了当代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和走向,指出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法治的社会根基。因…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及其宪政意义

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深刻阐发了国家服从于社会、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弘扬这种民主契约法律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和贤能性,实现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也可强化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民主、自由价值取向,因此,对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论"法治"与"德治"精神理念的归一

本文就我国法制与道德演化进程的简单描述 ,重点论述了单纯依靠“法治”和“德治”的局限之处以及法、德结合而治的必要性 ,最终以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法治”与“德治”的精神内涵为契入点 ,为二者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本质依据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Reply to Arthur Gould: "Pollution rituals in Sweden: the pursuit of a drug-free society"

Sweden's policy on psychoactive drugs has the objective of creating a society free of drug misuse in which drug misuse remains socially unacceptable and marginalized conduct. A drug-free society is a vision that expresses an optimistic and positive view of people. The spread of drugs can be stopped and drug misuers can be rehabilitated through social measures that ensure that the drug problem is not reduced to a question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Since it is difficult to rehabilitate people once they have started misusing drugs, society's preventive efforts must begin as early as possible. During periods in which public opinion is more rejective of drug misuse, recruitment of new misusers declines, which is a reasonable argument for maintaining a negative societal attitude towards the use of drugs. Sweden has a well functioning drug policy with strong public support tha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Sweden's general social policie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abandon this policy.     

论贾平凹笔下"性"的符号意义

贾平凹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主要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 ,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 ,是众多社会矛盾的焦点。作家试图通过对变态的男性社会中男人性的压抑、退化及其性与爱的背离来表现城市文明对生命个体的压抑以及作家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文章认为贾平凹笔下性描写引起读者误读的原因在于文本中通过符号建立起来的意义体系并不完善     

“虚拟社会”伦理初探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必将产生一种新的世界性的社会组织形式——“虚拟社会”。随着虚拟社会的产生,对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提出了挑战,为当前道德建设提出许多难题。本文试对这一挑战与难题进行探讨。     

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与建设和谐社会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两个角度论述了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种不公正直接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这个问题也必须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入手才能根本解决。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社区“居民需求网”架构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建设和谐社区,建设和谐社区的关键环节是什么?本文认为,建设和谐社区应以满足居民需求为中心,紧紧围绕"居民需求"开展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工作,建设完善的"居民需求网"。社区"居民需求网"应包括"需求了解网"、"需求满足网"、"需求评估网",三者共同架构起一个需求网络体系。和谐社区的建设工作,应以社区"居民需求网"建构为重心。     

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会——来自皖西山区村落人际交往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

熟人社会”理论虽被广泛应用,但由于一直没有相应的指标来测量,故逐渐被刻板化。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皖南山区自然村落的人际交往关系为分析对象,从强弱关系的视角,重新测量发现：自然村落内村民之间的网络依赖于间接连接构成;强交往关系中存在大量孤立的个体,而且整体网络断裂的风险也较高;弱交往关系中基本上不存在孤立的个体,其整体网络断裂的风险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然村落内的村民之间也难以熟知,本研究将这个社会特征概括为弱熟人社会。     

"诚信龙江"构建的理性分析

作为美德或个人修养、伦理规则或公共道德的现代诚信范畴,最终要通过社会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来.黑龙江省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及其衍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使其诚信社会建设较之发达省份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性障碍.鉴于此,扭转诚信缺失现象,构建"诚信龙江",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社会诚信管理评价体系框架,并借助现代信息化的力量,构筑有效的支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