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国哲学的空谷绝响──王船山哲学论要

１７世纪中叶，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批富有个性的思想家。而在哲学上别开生面的首推王船山。船山之学高明博大的哲理境界，庄严弘毅的伦理精神，堪称那个时代的空谷绝响。船山哲学，渊博幽深，非苦心孤诣，难窥其冥府，得其道真。拙论解云：辨本体之真妄，极变化之神诣，究天人之奥隐，探理势之微几，合理欲以证性，弘人生之实学，乃船山哲学之要旨宏义。     

李公麟白描艺术的独特审美价值

从李公麟对传统线描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画线条的认识以及他对色彩和绘画材料的选择等方面，梳理李公麟白描艺术形成的脉络，说明每一种艺术风格都是在时代影响下个人性格和个人智慧的体现，从而达到写时代精神之“真”的目的。     

《人间词话》三题

一、“主观之诗人”与“赤子之心”《人间词话》卷上云: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论曹雪芹的美学追求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美学理想的体现,曹雪芹美学思想的核心在于一个"真"字。这里的"真",包含有三层意义:首先是指生活原型之真,亦指作者的生活经验之真;其次,是人物形象之真与艺术效果之真;复次,表现为作者主观的情真意切,而并不以摹写的酷似逼真为至高的境界与终极目的。正是"真"字文章,打破了18世纪普遍存在于西方文艺界机械反映论的框框,也造成了《红楼梦》对以往中国古典小说的超越,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濒死前一秒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是一种情怀，一种于人类不可缺失的情怀。曾几何时，我们的古人是颇具此种情怀的，可为什么时代越发展，此种情怀还越缺失呢？丈章的小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从而大感其怀，洋洋洒洒，宏论一篇。其中高屋建瓴的见地让人不能不折服。此外，文中还极大地显示出了作者不俗的文字功底，深厚的文学修养，缜密的逻辑思维，澎湃充沛的感情，洒脱不几的气度。真乃见文如见其人也。[第一段]     

简论哈尼族作家李少军的《事与物》

本文就创作主体作者情感的真、作品透露出来的哈尼民族情景及语言特色等方面，对哈尼族青年作者李少军散文小品集《事与物》进行了简要评析，认为作者情感的真，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灵魂，散文小品则尤为如此。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真气、真意、真趣”——试论郑板桥诗中的“真”

清代张维屏以"三真"("真气、真意、真趣")来评价郑板桥的诗,本文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入探求了板桥诗中之"真"真气"即指其诗中之真性情;"真意"是就其诗之内容而言,"真趣"是其诗之神态上的自然表现.究其原因在于作者继承我国古代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以及耳闻目睹民生疾苦所致.     

胡塞尔论涵义与对象的区分——以弗雷格的语义学为参照

弗雷格和胡塞尔的语义学都与“真”密切相关。然而，对“真”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双方不同的语义学原则，前者从外延的角度理解“真”，因此其语义学以被理解为指称之对象的外延之真为原则，而后者则从内涵角度理解“真”，其语义学以被理解为意向之充实的内涵之真为原则。对内涵之真的一般性解读倾向于将对象理解为带有涵义的意向对象，因此涵义与对象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平行关系。这一解读对著名的“拿破仑例子”中所展示的涵义和对象的区分而言十分不利。但是，《逻辑研究》的文字中蕴涵着另外一种被忽视的解读可能性，由此可以在内涵之真的原则中维持涵义与对象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为胡塞尔对涵义和对象的区分作出一个合理的辩护。     

爱德艺术 播爱人间——为《爱的希望》作品集作序

大千世界，瑰明而神奇；艺术之廊，璀璨而夺止，在伟大变革的时代，一切真，善，美的事物都将焕发出绮丽的光彩，展现出婀娜的姿容。     

千古之秘——司空图《诗品》之秘初论

司空图《诗品》是一部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美学巨著。苏轼"恨当时不识其妙",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稽古鉴定曰"深解诗理""真出图手"。然而,因其精深闳博,以儒为宗,融贯释道,国内外学界至今对其尚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未涉之域,甚而至于对作者、著作时代亦有异议。《诗品》全面、概括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保存了具有唐代历史特征的资料,并且,司空图其他诗文的思想理论与《诗品》也都一脉相通。可知,《诗品二十四则》正是作者所宣称建立的"第一功名只赏诗"的麒麟阁。     

出场与缺席间的困惑——论《青春之歌》中的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青春之歌》中李孟瑜即江华的提前出场及长时间缺席,可以看出《青春之歌》中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不同形态及所表现出的叙事裂缝,这也揭示出《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写作时的矛盾及困惑:到底是让卢嘉川与林道静演绎一场革命时代的完美爱情,还是让江华与林道静完成对革命时代爱情的完美讲述,成为作者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悖论式问题.     

《贝多芬之魂》:脑缘乐道之玄鉴

《贝多芬之魂》的作者赵鑫珊以匠心独运的神笔，由"天地人神"网思的中介与贝多芬的不朽心灵对话，乐心雕龙，谱写了一篇真与美结缘的思维交响曲，此乃"倾听自我之鸟"宇宙玄音，显化出贝多芬精神王国的内涵："一句话，贝多芬音乐的本质就是他的灵魂状态的示波器和回音壁"，堪为具有"普遍世界自我"的脑缘乐道之玄鉴。     

人工智能创作、“作者之死”与人的主体性之反思

人工智能近年来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效应已蔓延至过往被视为人类专属的创造性领域,如音乐、绘画乃至文学的创作。一些人工智能创作程序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作者,这几乎可视为又一次"作者之死"。若就此联系1968年"作者之死"的相关代表性论述,透析人工智能与作者乃至主体之关联,可以发现,一方面,注重形式和规范的文学研究范式,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需要再次审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特殊效应也许并非威胁取代人类作者,而是重新激发对于文学、作者以至人之为何的根本思考。     

求真和致用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

人类创造发展自己的历史 ,也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历史学。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求真” ,即求史实之真与历史规律之真。在求真的基础上 ,历史学也具有致用的功能 ,此一功能因时代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显现。只有将求真与致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使之互相促进 ,相得益彰 ,历史学才是具有永恒生命张力的长青树。     

孔子思想的矛盾性及其成因

孔子做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及儒学创始人，身处社会大变革时代——春秋末期，其哲学思想及教育思想充满了矛盾性。具体表现为天命观、鬼神观、认识论等哲学思想之矛盾，以及对教育作用、教育对象、伦理道德等教育问题的认识之矛盾。孔子思想诸矛盾之形成，有其主观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取决于孔子所处的时代。科学地分析孔子思想的矛盾性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孔子及其思想，进而科学地运用及扬弃孔子思想，古为今用     

从诗体流变看《西洲曲》的时代、作者及音韵特色

产生于魏晋南北朝的《西洲曲》一向以其纯关的意境和绵婉的情韵受到历代论诗者的高度赞扬。但关于此诗的时代、作者及对诗中内容的理解，都存在诸多歧叉和疑点。本文拟从诗体流变的角度对此诗产生的时代和作者身份予以探讨。并对此诗的音韵之美，提一点前人较少论及的看法。     

从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看屈原的《离骚》

西方美学一般把审美意识区分为优美与崇高两类，古罗马时代的希腊文艺理论家朗吉努斯在其名著《论崇高》中，早已勾勒了崇高之不同于优美的基本特征。本文作者受朗吉努斯著作的启发。对屈原的《离骚》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离骚》不是一般的优美所可以概括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崇高之美，文章最后强调，崇高在西方源于希伯莱文化，以忧患意识为其思想根源，《离骚》的崇高与屈原所遭遇的忧患也有密切联系。作者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多一点忧患意识，能在文坛上出现像《离骚》一样崇高宏伟的诗篇。     

炎黄时代─—中华文明的开端

关于炎黄时代的传说史料一度被认为出于战秦国汉人的臆造。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传说史料基本上是可信的．本文提出了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初步结论，认为距今６０００年至４０００年间的考古材料从经济、文化、社会三方面说明，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     

在数字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织和提供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情报学是20世纪40年代为克服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情报危机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其目的是将知识信息组织有序化,为用户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