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新阶段,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诸多因素,法律上、制度上也存在不少漏洞.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贿赂犯罪立法存在不足,客观上制约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有必要对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罪中有关主体、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对象等方面的规定进行思考和评析,并借鉴香港《防止贿赂条例》进行修改     

"性贿赂入罪"必须扩大法律外延

对中国文字进行解读,往往会让人窥见复杂的社会意义.比如"贿赂"二字皆是"贝"字边,在现行法律上,对"贿赂罪"的界定,也多以"计赃论罪",那些非物质性利益交易行为,往往就不被界定为贿赂犯罪,比如性交易.     

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刑法罪名,只是一个法律术语。我国法律对商业贿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由于现行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结构不完善和法律运行效果不佳,商业贿赂在我国成为众多部门和行业的"潜规则",且屡禁难     

商业贿赂的刑法抗制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现象。当今,商业贿赂主要是依靠贿赂去引诱对方与其发生交易或为其提供交易方便,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目前尚有诸多局限。在刑法领域,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应当完善。     

以执行力为立法树立权威——完善跨国贿赂的执行制度

本次《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有关海外贿赂的立法条款,这在中国反腐败立法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既是弥补了中国在打击跨国贿赂方面的法律不足,也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彰显中国反腐败决心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光有立法的完善,能否达到打击跨国贿赂的很好的效果呢?我想这肯定是不够的。本文就为跨国贿赂的执行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期使刑法更好的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     

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商业贿赂出现以来,各国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笔者试着从商业贿赂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件入手,就现行相关立法,提出规制商业贿赂的法律措施。     

商业贿赂犯罪中刑法设置问题之探讨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看,商业贿赂犯罪配置的刑罚主刑从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附加刑有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刑事立法及有关国际条约的成熟经验看,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刑罚的配置主要存在:重受贿轻行贿、附加刑设置和死刑适用问题.对此笔者提出完善性建议.     

当前商业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及对策

目前商业贿赂犯罪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笔者根据江西省某区人民检察院2007年至2008年年底查办商业贿赂案件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出商业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近年来,我国市场上的商业贿赂现象较为严重,且通常得不到应有的查处,甚至发展成为部分行业的市场"潜规则"。商业贿赂的泛滥必将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危害我国的廉政制度,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而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存在条文散乱、范围狭窄、主管机关不统一、会计规则不严格等问题。因此,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根治商业贿赂的制度保障。     

强迫卖淫罪司法实践若干问题研究

强迫卖淫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社会文明进程的罪恶行为。我国现行刑法虽然对强迫卖淫罪规定了严峻刑罚,但是,法律规定的概括性及犯罪形态的多样性,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强迫卖淫犯罪诸多方面的认识及处理不一,造成了司法的不统一,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利于统一认识,均衡司法。     

刍议我国刑法中金融犯罪分类的理性思考

刑法中犯罪的分类以及犯罪章节的设置都是以犯罪客体为标准，这样既方便了法院、检察院以及法学工作者的查询和使用，也为我国刑法的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奠定了基础。但是，其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规定颇受争议，学者以及法律工作者认为金融诈骗犯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各成一节的规定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对我国关于金融犯罪的分类以及分类的意义进行了了解j并针对我国关于金融犯罪的现行规定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贿赂犯罪案件的新情况、新问题

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贿赂犯罪案件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比如涉案领域的广泛化,犯罪手段隐蔽化,犯罪的团伙化等,这些新特点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不断探索科学地办案方法,根据贿赂犯罪活动地特点,收集并善于把握各种各种能够直接或间接证明案件客观事实地证据去证明贿赂犯罪事实。     

论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对通说中犯罪本质特征的反思

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能够彼人们直观所把握，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而不是本质特征，刑法只能为了保护代表全体公民基本人权的国家法律制度而被迫牺牲犯罪人的基本人权才有存在的必要，行为应不应该受刑罚这一刑法特有的制裁手段调整是决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反映了犯罪本质的直观特征，由此出发，只能得出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这一命题。     

论刑法中的“聚众”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较大的类罪，刑法总则和分则都对其做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该类犯罪也很常见，多发，但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在认识上很不统一，存在诸多分歧，笔者认为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聚众犯罪基本问题的把握不清。“聚众”的认定在聚众犯罪基本问题中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从“众”的范围及“聚众”的法律性质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期对达成共识有所帮助。     

惩治“性贿赂”的法律瓶颈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0年12月6日在江苏召开的“2000年江苏省刑法学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应尽快把“性贿赂罪”纳入刑法。会上提供了一个案例：某省领导在接受某女的“性贿赂”后，答应委任她为该省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该女之弟以其姐与这个领导肮脏勾当的录像带为要挟，迫使该领导多次为其走私犯罪大开绿灯。     

我国运用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可行性研究

非犯罪化体现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犯罪的相对性原则,与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刑事政策思想是相吻合的。通过实现法律与伦理的真正分立、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格局、重塑犯罪构成模式和法官能动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与司法技术,非犯罪化能够成立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予以遵循的一项刑事政策,本文试就我国运用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可靠性进行分析。     

单位犯罪刑罚规定缺陷及管理对策

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刑罚规格实质上是双重标准,损害了法律自身的统一性。这种处罚不公的做法,不仅会放纵单位犯罪中的责任人员,而且也不利于预防犯罪。此外,现行刑法规定罚金刑是对构成犯罪的单位适用的基本刑罚和惟一的刑罚处罚方法。这种单一的刑罚处罚方法与目前我国单位犯罪的多样性、复杂性、严重性等特点不适应,有必要加以完善。本文将从完善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设立单位犯罪量刑情节制度等多角度,探求完善途径。     

从“羊续悬鱼”和培根警句谈治贿

羊续和培根，一个是我国汉灵帝时期南阳郡太守，另一个是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大法官，联想到这两个人对待贿赂的态度，并获得了一点启示。从羊续“悬鱼拒贿”和培根的“拒贿警句”看来，治疗贿赂这一顽症的特效药之一是事前公开己方的廉洁并及时对贿赂行为进行曝光。如今我国正在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活动，商业贿赂已在我国存在，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严加治理。     

“以借为名”受贿察件的认定

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借为名”的贿赂形式，受贿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常常将贿赂款辨称为”借款”，或将受贿所得的房产、汽车等物品辨称是“借用”，以期逃避法律制裁。为遏制新型的贿赂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引入“刑事推定”的证据规则，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故意，达到打击贿赂犯罪的目的。本文分析了“刑事推定”在查办以借为名贿赂案件中的应用，并在证据收集方面提出一些浅见。     

商业贿赂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析

“商业贿赂”一词此前从未见诸于中国的法律条文，仅以党的政策、政府文件方式存在于实践中。2005年，由中纪委牵头，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在内的18个部委成立了“全国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拉开了中国反商业贿赂犯罪的序幕。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