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导向、理论热点与研究展望

基层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基层数字治理以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加强风险防控与基层维稳为总体导向。在理论研究中，现有成果聚焦于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结构与功能的形塑、基层数字治理的治理效能与发展瓶颈、数字治理对基层行政人员的影响、数字治理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主题，同时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实证研究欠缺等问题。因此，未来应加强对该领域基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力求构建成熟的学科研究范式，推动以善治为目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     

数字治理到智慧治理的演进逻辑、风险管控与价值实现

数字治理是在现代社会中以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治理方式。数字治理到智慧治理的演进逻辑,既包含技术视角中“数字化”到“智能化”的目标期望,更蕴含着社会视角中“智能化”到“智慧化”的价值期待。但要实现数字治理向智慧治理的转变和升华,必须对“数字至上”和“数字依赖”、数字“形式主义”和数字“官僚主义”、“数据鸿沟”和“信息孤岛”等风险问题进行有效管控,并做到形式与实质统一下的形神兼备,立足于社会公共利益下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最终形成智慧治理的良好社会生态和制度保障。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城市未来社区数字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初探

社区作为城市有机体的细胞单元,在新时代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数字化改革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城市未来社区的数字治理更是城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字治理的实践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而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也将为数字治理提供更加丰富的手段和方法。文章首先研究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城市社区数字治理的困境,包括加剧邻里关系的疏离、过于追求数字化导致对民生需求的忽略、产生信息孤岛问题和造成居民隐私泄露等方面。然后提出了未来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即要发挥社区的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作用、注重人文的改造和管理温度的体现、强化数据整合并提升精准管理、完善监督管理,严防发生数字风险,从而推进未来社区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     

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的实现路径探析——以贵州省为例

随着数字时代各种新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逐渐应用到多个行业领域,切实给行业带来了数字化发展红利。“数字技术+治理”的管理方式和数字化公共服务,都为基层行政管理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已成为新时期建设美丽乡村、振兴乡村经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关键技术支持。文章以贵州省为研究案例,通过分析贵州省利用数字技术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的现状,提出数字时代贵州省乡村治理的实现路径,以期进一步缩小城乡间的数字差距,利用数字技术解决贵州省乡村治理问题,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数字时代下对数字治理的探索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数字治理的内涵有了更多的认识。数字治理主要包括对数据的治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以及对数字融合空间进行治理。数字治理的意义在于为政府赋能、为市场增效、为社会赋权。数字治理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的治理模式存在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数字化时代,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推动数字治理的实施,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数字治理也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以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的效率。     

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全球数字治理新态势及中国的应对方案

当前,国际关系进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数字领域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领域,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供应链、数字规则以及数字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国际竞争持续深化。在此背景下,全球数字治理不断推进,并呈现出多方竞争国际数字领导权的新态势。为有效应对这一新态势,中国需要在引领开放性全球数字治理的深入推进、筑牢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实力基础、构建双边多边结合的国际数字合作网络以及统筹国际数字治理中的发展与安全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研究——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为例

新兴产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带来治理难题.数字技术广泛和深化的应用,正在改造和提升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为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提供了条件.本文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背景,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为研究案例,总结提炼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在事前预防阶段、事中控制阶段和事后检查阶段起到的主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进行情境识别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1)识别了支持型治理理念、有序的治理关系和科学的治理工具构成的政府数字治理有效性的情境框架.受到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中观层面的组织场域和微观层面的交易安排等外力作用,以及治理理念、治理关系和治理工具之间相互作用内生关系的影响,形成了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情境演化模型.(2)情境因素会提升新兴产业政府数字治理的有效性,支持型治理理念促使形成政策体系,实现安全发展,牢牢守住底线;有序的治理关系进一步加强组织保障,实现多方共赢,做到即知即改;科学的治理工具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生态.三者共同促成数字治理有效.本文围绕新兴产业的治理问题,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有效性的情境因素和作用机制,为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影响及对策

数字化转型是基层社会治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加剧了"数字鸿沟",增加了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使社会排斥从真实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造成政务服务和基层治理的盲点,导致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出现系统性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数字科技复杂特性、社会内在结构缺陷、虚拟空间秩序紊乱、社会治理创新不足的共同作用。对此,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制定全域信息无障碍建设规划标准和行动方案;坚持传统服务与科技创新并行,做好关键场景和主要业务的适老化政策设计和规划;加强数据治理和个人信息保护,完善数据社会化共享闭环管理体系;优化数字资源公共产品供给,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提升其数字素养。     

数字政府双层一体化治理界面的建构思维与实践研究

在界面理论导向下,数字政府治理重在同时以公民和决策者为对象重构双层治理界面。双层治理界面的核心在于很好地协调处理民众与政府关系,整合多部门资源与多样化需求。双层治理界面框架可以分前端的面向公众的治理界面和后端的面向决策者的治理界面。前端层为公众治理界面,由公共服务、公民服务以及企业服务共同组成,其界面形式有“接诉即办”、“一网通办”、数字公众平台;后端层为决策者治理界面,由环境、医疗、交通、城管、旅游等方面构成,其界面形式有“城市大脑”、“一网通管”、数字政府平台等。西安市构建“一网通办”和城市大脑数字政府的实践证实了双层界面治理体系在城市治理变革中的突出成效。     

数字政府建设顶层设计的底层逻辑体系构筑与运行特征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地不断紧跟信息技术新技术发展趋势,在强化政务活动数据、算力、算法、场景的要素融合方面不断做出新的探索,呈现出数据赋能条件下政务活动的全流程、全领域信息化,政务服务呈现出更简洁、更精细、更精准的发展新动向。但在看到数字政府建设已取得的成果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数字政府建设顶层设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与底层技术和理念逻辑之间日趋密切的关系,探索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底层逻辑之间的衔接与融合。具体而言,要以数据表征同构性研究为基础,探寻行政管理流程的数字化过程、数据表征的同构性特征和数据治理的同构处理机制,夯实数字政府信息化建设根基;以算法规制耦合性研究为重点,了解算法规制的作用原理、算法治理的耦合性特征和算法治理的运行机理,明确数字治理建设原理;以算力增长同步性研究为目标,通过提升算力来提高数据表征程度、算法治理效率和数据挖掘深度,明晰数字技术发展导向性;以数字孪生互构性研究为目标,了解数字场景的特征、数字孪生政府的运行机理和数字孪生政府的再入性意义,凸显数字场景的再入机制。     

乌卡时代政府领导能力的进阶之道

乌卡时代的社会呈现以下整体性特征：首先,处于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其发展表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思潮的共融共生;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了以国土边界为基础的风险边界,使不确定性的社会风险的发生和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再次,从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到乌卡时代,其发展过程具有动态演变的特点。乌卡时代政府领导能力的主要内容有数字治理能力、应急响应能力、民主决策能力、舆论引导能力。乌卡时代提升政府领导能力应推动数字技术融合,提升数字治理能力;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提升应急响应能力;构建多元参与格局,提升民主决策能力;健全部门联动机制,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面向元宇宙的社会范式与价值审视

元宇宙尚处于理论构建及技术探索阶段,描绘了未来数字社会的图景。从社会静力而言,元宇宙是现实社会复制到虚拟社会,即现实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语言交往、家庭伦理、价值信仰等因素移植到虚拟社会场域中。从社会动力而言,元宇宙是现实社会变迁为虚拟社会,即传统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向未来发生颠覆性变革。元宇宙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形式孕育并脱胎于现实,人类应为迎接新事物到来、迈向元宇宙社会做好现实准备。     

数字经济时代的决策范式变迁

数字经济将带来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治理方式的全面改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数字经济时代趋势,将为组织决策者带来新的决策范式,决策逻辑、决策层次、组织结构、决策支撑等都将发生显著变化,涌现出有限理性决策、不确定性决策、效果推理逻辑等新的范式特征。决策者们需要把握新决策范式特点,利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智能化、高算力等有利因素,倡导管理创新,引领组织进步、社会发展。     

涉疫谣言新变体的负效应及数字治理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络上各类与疫情相关的谣言呈几何级数增长，一些涉疫谣言新变体在数字技术的包装下，成为谣言治理工作的新难题与风险点，亟待相关主管部门逐步优化应对机制和治理策略。谣言发展的阶段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潜伏蔓延期、发展高峰期、长尾回落期。涉疫谣言新变体的表现形式为：捏造聊天记录传播疫情谣言、“小号+大号”接力传播疫情谣言、利用造假视频传播疫情谣言、借助“科学”外衣传播疫情谣言。运用数字技术治理涉疫谣言，须建立涉疫谣言数字预警体系，建设涉疫谣言数字监管体系，打造主流舆论数字传播体系，使谣言失去滋生的土壤和生存空间。     

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革命

科技革命通过影响公共管理的实践场域与技术能力，而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互相表征。以往，科技革命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呈现弱连接状态。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单元，推动数字革命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变革之间建立强连接。一方面，数据驱动的新模式系统地改变了经济社会运行方式，重新定义公共管理需要回应的治理难题。另一方面，数据贯通了公共管理的实践场域、治理工具和分析方法，凸显基于数据和算法的研究工作流模式在公共治理工具选取和公共管理知识增长中的优先地位。数据驱动的新模式挑战了理论驱动在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基础假设在公共管理新研究范式中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公共管理研究者仍然需要通过确立数据和算法治理的基础规则，确保数据和算法驱动的实践合法性和研究可行性。数据及其治理构成了科技革命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双向塑造的强连接纽带。     

时政资讯

《“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政务信息化建设总体迈入以数据赋能、协同治理、智慧决策、优质服务为主要特征的融慧治理新阶段,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技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成为政务信息化创新的主要路径,逐步形成平台化协同、在线化服务、数据化决策、智能化监管的新型数字政府治理模式,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数字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乡村治理智能化的风险挑战与应对之策

乡村治理智能化既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发展的战略方向,又是实现乡村治理范式由传统科层化管理变革至智能化治理的重要契机。智能技术推动乡村治理领域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势必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乡村治理配套政策制度滞后、治理主体职能不清和权责模糊、治理智能化人才缺失、治理智能化技术作恶、技术越位、应用背离初衷等因素,阻碍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化解乡村治理智能化带来的风险挑战,须强化治理智能化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外部引进和内源激发并举,推动人才入乡返乡;限制主体行为,谨防技术越位与作恶;建构绩效评价体系,破解伦理困境。     

数字时代单位治理现代化成果惠及非网民的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单位治理现代化成果难以惠及非网民的成因有:未将非网民有效纳入数字时代单位治理现代化进程,单位治理现代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流效能有待提升,单位治理现代化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亟待优化。数字时代单位治理现代化惠及非网民的微观路径是:将非网民纳入数字时代单位治理现代化进程,提高单位治理现代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流效能,创新单位治理现代化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     

基层数字治理的悬浮化及其克服之策

作为一种外在型的治理资源，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暗藏着数字化技术与基层社会结构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数字技术凭借其工具性优势赋能基层治理时，也面临着来自基层社会的场域压力。基层治理结构的科层化、基层治理主体数字素养欠缺、基层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等诱发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之间处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的悬浮化状态，消解了数字技术治理功能实现的支持机制，造成基层治理的数字技术“负能”后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优化数字治理结构、提升基层社会数字素养、革新数字治理方式等路径，将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融凝一体，助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新时代下,基层社会面临的矛盾、风险和隐患越来越复杂。本文通过全面剖析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网格治理、维稳管控等典型业务场景存在的难题,创新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并针对矛盾纠纷化解等典型业务场景提出应对策略,助力提升基层治理的速度、精度、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