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     

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及文化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

基于文化企业的产业特性和制度背景,系统分析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的激励效应,深入探讨薪酬规制和管理层权力对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股权薪酬对绩效的影响尤为显著,隐性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政府对显性薪酬的行政规制,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正向激励效应;文化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强化了隐性薪酬的负向激励效应。     

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首次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中国上市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的内生互动关系。遵循内生性的研究思路,选取高科技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用其2001～2004年的数据构建均衡的平行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广义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GLS)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营者股权激励和董事会组成存在互动的影响关系,具体关系表现为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独立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反向互动关系,而经营者股权激励和非执行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其次,在考虑到经营者股权的内生性影响下,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也就是说,无论以独立董事比例还是非执行董事比例表示董事会的影响,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间都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该结果表明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第三,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间存在显著的负向互动关系,非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但是显著性要弱一些。总的说来,董事会组成和企业价值间存在互相影响,但是二者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和显著。根据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在高科技企业中,独立董事侧重于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而非执行董事侧重于对经营决策进行指导和修正。这就是为什么经营者股权激励和独立董事比例间呈现负向关系,而与非执行董事比例间却呈现正向关系;以及董事会组成和企业价值间的关系不像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间的关系那样稳定和显著的原因所在。     

绩效薪酬对团队成员探索行为和利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期望理论和公平理论视角,从团队层面对绩效薪酬与团队成员探索性创新行为(简称探索行为)和利用性创新行为(简称利用行为)的关系进行跨层次研究,检验团队薪酬水平的调节效应.采用上下级问卷匹配的方式搜集调查数据,运用HLM 6.0对来自51名团队主管和329名团队成员的匹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绩效薪酬与探索行为之间为倒U形关系,与利用行为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薪酬水平调节绩效薪酬与探索行为的关系,在高薪酬水平情境下,高强度绩效薪酬对探索行为的负向效应更弱;在低薪酬水平情境下,高强度绩效薪酬对探索行为的负向效应更强.薪酬水平正向调节绩效薪酬与利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团队薪酬水平越高,绩效薪酬与利用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为绩效薪酬有效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研究结论对指导企业优化团队薪酬决策及改进创新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组织结构、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397家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检验了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的前因和后果,发现:正规化的组织结构对两类创新均有促进作用,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对利用式创新有负面影响;两类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提升作用;环境竞争性对探索式创新与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利用式创新与绩效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利用基于真实数据的混合截面模型预测公司盈余,在此基础上通过GLS模型、OJN模型和GGM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已成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与权益资本成本敏感性更高。研究结论为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也为投资者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增长期权创造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检验

 高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对增长机会的把握和创造。作为企业创造增长期权的一种重要手段，R&D投资通过改变资产相对构成而对股票风险收益特征具有动态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对R&D投资的理性定价可以为高管股权激励的增长期权创造效果提供新的检验视角。        以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2 29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R&D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具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是否实施和实施前后等不同子样本中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的比较，从增长期权创造的视角考察高管持股的2 053家企业和实施或有股权激励的657投资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正向影响，两种股权激励方式有助于企业通过R&D创造增长期权。进一步，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选择，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表明，股权激励对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实证结果不仅提供了支持利益趋同假说观点的证据，还从企业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为股权激励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检验视角。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一个长期、有效的高管激励政策应强调高管通过创新投资进行增长期权的创造，企业也应根据资本市场对高管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价了解和调整激励政策。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专业化知识搜寻、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探索/利用双元分析框架,将管理创新划分为利用式管理创新和探索式管理创新两个维度,并将知识搜寻和认知评价的理论观点整合到现有管理创新采纳与实施过程理论模型中,构建了一个研究模型,以考察双元管理创新的采纳过程及其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以我国华南地区468家制造型企业为问卷调查对象,对上述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科学型知识搜寻主要促进探索式管理创新;市场型知识搜寻对利用式和探索式管理创新均有正向影响;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主要促进利用式管理创新;(2)科学型知识搜寻与探索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同时受到风险性认知(负向)、匹配性认知(正向)和复杂性认知(负向)的调节效应影响;市场型知识搜寻与利用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仅受到复杂性认知的负向调节效应影响;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与利用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同时受到风险性认知(负向)、匹配性认知(正向)和复杂性认知(正向)的调节效应影响,但其与探索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仅受到匹配性认知的负向调节效应影响;(3)利用式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探索式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呈正U型关系。研究结论对于厘清管理创新的复杂采纳过程及其实施机理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同时对企业顺利开展管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     

薪酬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高管背景特征的调节效应

以深交所2011—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有序回归的分析方法,检验薪酬激励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及高管背景特征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可以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提升作用,且这种作用受到高管背景特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高管团队的女性比例和受教育程度对薪酬激励和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企业应针对不同类型的高管团队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以提升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新股发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激励

理论研究认为基于会计信息的高管薪酬制度安排是高管实施盈余管理的诱因之一。本文以新股发行过程为特定的研究背景,实证考察发行公司会计信息对高管薪酬激励产生的直接影响。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2001-2007年的新股发行公司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公司高管通过盈余管理显著提高了货币薪酬水平。第二,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发行公司与没有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发行公司相比,前者现金流量的平均水平显著较低,而操控性应计的平均水平显著较高,表明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公司很可能普遍存在收益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增加了其股权激励价值。近几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高速增长以及相关约束机制的缺乏很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实证研究

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我国六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1-2007年年报披露的有关数据,分析了高管薪酬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加入控制变量来说明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这六家银行的高管薪酬与商业银行的赢利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资本充足率呈显著负相关。不良贷款率正向影响高管薪酬。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微乎其微,第一大股东负向影响高管薪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上市公司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5-2009年间高管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引入了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不同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外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有正向影响,对战略连续性有负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外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内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影响不显著,对战略连续性有正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中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内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另外,高管团队重组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战略连续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高管报酬、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审计费用——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基于审计费用对不同类型盈余管理的差异性反映,研究了高管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显著抑制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降低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但这种现象在高管拥有股权激励的情况下表现较弱。尤其是当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小时,股权激励反而导致高管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增加,提高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本文通过区分盈余管理的类型,有助于缓解高管报酬有效激励观和盈余管理风险观的理论争议。     

高管团队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行业特征的跨层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是公司治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但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研究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以99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阶层线性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行业特征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水平薪酬差异对企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3)行业内高管薪酬差异程度对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负向调节作用,同时对水平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正向调节作用;(4)行业内技术密集性对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不同行业特征下的企业进行合理的高管团队薪酬结构设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高管权力视角

以2011—2015年我国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基于高管权力视角下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存在替代关系,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薪酬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会弱化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与高科技非国有企业相比,以上关系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为完善我国高科技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

本文以政府补助为切入点,以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11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约束性不同的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影响,检验了高管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本文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的存在会使政府补助成为其"伪装"业绩的指标,从而增加高管薪酬,进而加大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并且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高管利用政府补助增加其薪酬的权力受制于政府补助的约束性。仅在政府补助约束性较弱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才会增加高管薪酬,加大薪酬差距;(3)从政府补助影响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来看,政府补助导致的薪酬差距会削弱薪酬差距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向影响。同时,软约束补助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