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及渠道机制研究——来自《信息技术协议》扩表的证据

伴随着数字全球化的快速演进,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促进数字市场健康发展、完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关键性议题。本文围绕数字产品的内在特性,构建寡头竞争模型考察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并将关税影响数字产品贸易福利的作用机制分解为质量效应、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3个方面;进一步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信息技术协议》（ITA）扩表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全球166个国家或地区2010～2018年产品贸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ITA扩表政策使成员国相对于非成员国数字产品的贸易福利变化要高出20.1%,尤其是使信息通信（ICT）产品的贸易福利变化高出非ICT产品15.1%,表明ITA扩表政策能够在国家和产品层面显著改善数字产品的贸易福利。渠道机制分析表明,质量升级有利于提升贸易福利,竞争效应倾向于降低贸易福利,而溢出效应的影响则取决于关税水平的高低。同时,这3种机制均有助于增强关税变化对贸易福利的边际影响,最终使得贸易福利呈现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在政策层面上,应关注数字产品的溢出特性,协调不同政策的作用效果,打造公平开放共赢的数字贸易新格局。     

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中部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外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而在3种外资投资方式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最为明显,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未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作用。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探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作用机制,以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3个中介变量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内在作用机制。结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作用;资源配置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因素,可以间接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占比略高于人力资本。     

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出口表现——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为例

数字技术应用是推动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2014～2019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出口升级,体现为出口概率、出口总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提升。但不同数字技术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底层技术层面的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表现,而技术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主要作用于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另外,数字技术应用对民营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出口增长与升级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技术范式重塑和就业技能结构优化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升级。进一步讨论发现,国家创新导向减税政策与数字技术应用在促进企业出口方面具有联动作用。本文对于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长江经济带研发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研发要素跨区域流动视角,剖析其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内在机制。采用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十一省市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技术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及研发要素区际流动是否引发空间外溢效应。证明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上表现为正相关性;研发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调控研发要素在地区间合理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依据与启示。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西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新型城镇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效应看，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够通过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促进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基于实证结果对西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能源回弹效应测算的改进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技术进步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使传统能源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受到严峻挑战,回弹效应的测算也随之成为关注的焦点。针对现有文献研究的缺憾,引入影响能源效率的产业结构调整因素,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量化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进而构建回弹效应测算的改进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层面能源回弹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回弹效应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程度的波动,并显示出下降的趋势。     

中国服务业FDI的效应研究:基于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视角

本文对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效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外资进入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各地区技术进步,促进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技术外溢效应也呈现地区差异,表现为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拉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会加剧地区技术差距水平;而服务业外资的竞争排斥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即服务业引资相对规模必须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服务业外资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将不再是正向效应。     

数字经济破解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困境的影响机制研究

立足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我国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内在机理，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能够直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结构升级、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交易效率，间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一效应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在考虑不同的估计方法和模型的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更好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科技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知识外溢效应、竞争效应及产业协同效应3个方面对科技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进行研究。对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4个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实证分析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整合的中介效应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生命力,而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能否以及如何催生和促进食品企业的创新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扩展的知识基础观,以知识整合为中介变量和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本文构建了一种重要的新兴信息技术——数字追溯对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采用四个可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地区中305家在数字追溯方面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食品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调节中介模型检验方法,剖析数字追溯对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三种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知识整合在数字追溯与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其中数字追溯对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对产品创新的影响存在完全中介效应;(3)环境动态性在数字追溯促进创新行为的直接路径中没有调节作用,但在中介效应的前半段(数字追溯—知识整合)和后半段(知识整合—流程创新、知识整合—管理创新)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能推动农村消费升级吗?

数字乡村建设为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和优化农村消费结构开辟了新思路.本文使用我国200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我国农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和区域性差异.从消费结构上看,数字乡村建设对发展型农村消费的促进效应最强,对生存型农村消费的促进效应最弱.从区域分布上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不受区域特征和粮食产销特征的干扰.从动态演化规律上看,随着分位数的不断增加,数字乡村建设对三种农村消费类型的促进效应均表现出递减趋势.在多次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突破空间距离约束的集约优势,使用2012-2021年30个省（市、区）1的面板数据,通过区域协同的空间分层逻辑,实证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1）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能源于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技术化“三位一体”共生互促。（3）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表现明显,中部则不显著。为此,本文从区域协同促进区域共享发展视角提出相应对策,即：补齐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短板,放大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优势,推进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数字鸿沟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2014-2022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角度探讨了数字鸿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结论：数字鸿沟是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显著因素;数字鸿沟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使用鸿沟,但有向结果鸿沟转移的趋势;数字鸿沟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呈边际递增趋势;数字鸿沟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具有北部地区大于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大于东中部地区的特征;数字鸿沟通过降低市场主体活力、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减缓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阻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

本文通过贸易竞争性指数、产业比重等指标,说明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两者之间的偏差,运用简单的计量学方法对结构偏差做定量测定。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002～2008年)制造业的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偏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产业结构已经从低端的资源密集产业向高级转变,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偏差,结构升级不明显。产业创新升级能力及出口竞争力还有待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

基于中国2011-2020年省级数据，研究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性呈动态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存在“东高、中西低”的特征；两者协同发展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且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协同驱动效果；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在两者协调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双向联动，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推进”效应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使得中国数字化技术和数字产业飞速发展。文章选取西部地区86个地级市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用核密度图分析地区城乡收入水平的空间分布与演进趋势,并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然后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后分高、低收入水平组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拉动城乡收入水平提升,且对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更大,由此可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阶段加剧了碳排放。     

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广东省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进一步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来分析则发现,来自港澳台的FDI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来自西方7国的FDI对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影响。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比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有着更强的溢出效应,而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