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驱动因素及实现机制

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针对当前的发展环境,有必要以开放系统的视野重新界定“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明确识别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驱动因素,刻画出其实现过程的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梳理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实现机制及建设路径。通过建立“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价值链”价值增值机制“、一核两翼”优化提效机制“、两化”融合赋能机制,提出高效科学的中国特色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中国思路,并形成企业面向未来构建高质量竞争力的重要发展方向。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赋能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泊松回归的实证分析

落实“双碳”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攻坚任务,数字金融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该文以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以及管理费用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获取2011—2020年全部A股公司绿色专利授权数数据,运用泊松回归分析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该文提出相应管理建议。     

“双碳”目标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及路径优化

生态产品价值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是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二者的协调共进,需要在碳约束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理创新、探索其路径优化方式,从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内涵、破解地区碳减排与经济发展困境。在理论分析生态产品及其价值的传统内涵和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及存在问题,系统辨析了“双碳”目标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强调生态产品中碳汇产品价值实现和参与碳市场交易的重要碳减排作用,并总结归纳了国际典型案例经验。最后提出开展基于碳汇的生态产品供给再划分、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等基础体系、加强政府导向作用、完善生态权交易市场和创新金融模式等建议和思考,为“双碳”目标下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新机制和路径优化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带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目标。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市场正面预期,而且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实证结论可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研判与治理转型

推动城市高水平安全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前城市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八类风险，受到来自生态、空间、社会、技术、全球化、治理等六个方面脆弱性因素的复合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安全治理方面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为目标，建构了“党委主责、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且开展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治理实践。面对城市的多元化风险和治理问题，还须着重处理好风险分类处置、责任共担、治理多主体联动三个关键问题，区分“可应对的风险”和“要面对的风险”,明确治理主体的风险责任归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治理，建构因类施策、分级管理、政商社一体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区域创新产出和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文章深入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阐释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探究其中介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且能够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区域创新产出增加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中介渠道;相较于北方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试点城市的数字经济具有更明显的“绿色红利”;中国应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加快传统产业数字渗透,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引领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探究——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变革及其伴生风险,给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带来巨大压力和新的挑战。如何将数字治理的技术优势与政府治理的制度优势相融合,破解传统治理模式的适应性困境,是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敏捷治理理论和韧性治理理论构建敏捷—韧性治理模式,并从适应性结构、过程和功能维度进行适应性创新框架分析得出结论：在结构维度,强化治理结构多元化、业务事项标准化和治理业务平台化的适应性创新;在过程维度,注重应急态的敏捷应对、后常态的危机恢复与调试学习、常态化的韧性规划和韧性建设;在功能维度,开展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的适应性创新。同时,设计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路径、资源与平台整合路径和组织文化变革路径,实现组织在复杂风险和新技术环境下的动态适应性以及创新绩效的达成。     

新常态下绿色化的内涵解析及其实践要求

新常态是绿色化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绿色化的提出标志着"新四化"向"新五化"的转变,这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发展理念和发展布局的一次创新,是我国"十三五"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化具有丰富的内涵:绿色化是关于发展思想的绿色发展观,内涵着发展为人的向度,包含有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原则,具有生态保护的内在要求,包含有绿色消费伦理尺度。实现绿色化的实践要求是:坚持发展不动摇,坚持发展为人的目的和向度,改变人们思想观念,坚持创新与改革,坚持节约高效生产、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倡导绿色消费伦理与道德、培育生态文化、弘扬生态文明等。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提出了两个不同而又紧密交织一起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相结合,分析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内的产业升级的综合创新模式,从而创新驱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大效应,进而在三大效应联合作用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仍面临着瓶颈制约。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政府生产要素创造和提升机制,同时强化基础性技术攻关,合理引导新一轮大中小企业有序转型。     

“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挑战及路径选择

“双碳”目标的提出赋予了农业绿色发展新内容、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特征可以揭示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农业绿色发展与减排固碳存在理论和改革实践两方面的逻辑关联。“双碳”目标指明了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减排固碳和低碳转型是当前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抓手;在相关重点领域更需注重低碳与绿色协同发展。“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面临多目标协同性不足、多主体治理格局未形成、低碳科技水平较低以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等挑战,需将“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遵循问题导向原则,探索相应的转型路径。     

湘江战役精神数字化传播：价值、困境与路径

湘江战役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包含着勇于突破、勇于胜利、勇于牺牲的丰富内涵。湘江战役精神蕴含的红色资源十分丰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根”,也有革命精神的“魂”。数字赋能湘江战役精神能够展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形象,为民族复兴注入新的精神动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赓续传承红色文化,加强国民理想信念教育。现阶段湘江战役精神数字化传播仍存在传播主体的认知偏差、传播内容和载体有待完善、数字化人才匮乏等问题。因此,应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创新数字化传播载体、加强传播人才的培育和建设,为湘江战役精神传播拓展新思路和新策略,助力湘江战役精神数字传播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研究

乡村文化产业是促进乡村全面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发展为乡村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有利于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因此,为解决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难题,实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一要完善乡村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筑牢数字人才根基;二要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价值,丰富数字文创产品类型;三要创新“文化+数字”产业模式,培育乡村文化品牌;四要加大吸引外部投资力度,夯实乡村经济基本盘;五要优化乡村文化产业管理体系,提升乡村管理效能,推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对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

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由之路,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是实现工业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举和当务之急。基于中国30个省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对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揭示数字化影响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具体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数字化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了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而数字化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则降低了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应用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同时仅有东部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显著的“U”型关系。为此,应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和能源数字化转型、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等方面提升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三重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数字经济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量,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开放性合作和模式创新的三重路径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支持。一是数字化转型,即利用数据、算法等数字技术分析环境信息,采用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是开放性合作,即与各方合作、共享资源,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开放性,发挥技术、市场、政策、人才等要素的协同创新效应;三是模式创新,即开创全新的绿色技术创新模式。模式创新涉及企业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的变革。企业应重视关键技术因素,理顺数字经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的关系,提高环保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化发展韧性、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成为极为重要的议题。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和海外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且对国有企业以及具备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上下游供应链分散化来提升企业平稳发展的组织能力以及面临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进而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是一个长期效应，短期内由于冲击事件复杂多样且相互叠加，其影响并不显著。     

国内外推动工业绿色化金融政策对比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工业绿色化转型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出台绿色金融政策促进工业绿色化转型。在“双碳”研究背景下，对比研究国内外绿色金融政策以及成效对我国工业绿色化的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分析了工业绿色化转型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然后对比研究国内外的绿色金融政策，并进行了国内外绿色金融政策成效对比研究，得出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三点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为工业绿色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转变国民观念，支持工业绿色化转型。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绿色金融迈向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