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缘关系、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

本文认为,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是解释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通过构建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家族上市公司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能力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家族上市公司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与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创新能力在亲缘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股权结构形式对亲缘关系与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相对于直接持股式股权结构.金字塔式股权结构下亲缘关系对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强.     

财务柔性对新兴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竞争战略的双重效应

在剖析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引入企业竞争战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正相关关系显著,企业竞争战略的不同维度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竞争战略的不同维度对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强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同作用机理。     

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和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研发投入是制造业价值升级的重要动力。选取2016—2020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原有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分析,分别验证了高、低两组融资约束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不同调节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正向影响企业价值,但是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负向影响对研发的投资,这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原理的结果;融资约束会对研发投入带来企业价值提升的正面效应有抑制作用,特别是在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筹资难问题会加大这种显著的负面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通过对587位企业家的有效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发现利益相关者响应在企业社区慈善责任对财务价值创造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在企业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者责任对财务价值创造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者责任、企业社区慈善责任对非财务价值创造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价值创造的关系中利益相关者沟通不具有调节作用,在内部利益相关者责任、社区慈善责任与企业非财务价值创造的关系中起到调节的作用,而在外部利益相关者责任与企业非财务价值创造的关系中未起到调节的作用。     

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

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身份跨界广度对非公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身份跨界深度的影响却是正向的;结构不确定在高管身份跨界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高管身份跨界对非公企业研发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无实质性贡献,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研发战略依存的结果是战略的"堆砌效应";高管身份跨界会削弱广告战略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作用关系,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广告战略依存会发生战略的"侵蚀效应";高管身份跨界有助于强化研发战略和广告战略共同对非公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研发战略与广告战略三者依存会诱发战略的"协同效应",促进非公企业价值提升。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传导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提出了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假说,采用Global Malmquist指数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结合2005年~2017年中国30个省市数据,采用两步GMM工具变量法对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进行检验.研究表明:1)总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2)总物质型消费、城镇居民物质型消费及农村居民物质型消费均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3)由于物质型消费的挤压,总服务型消费、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研发投入遮掩了这种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受农村居民物质型消费挤压有限,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具有部分中介效应;4)进一步研究发现,现阶段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总消费水平、总服务型消费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起着积极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总服务型消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营销竞争力与顾客意识的作用机理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已有数十年,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结论,更缺乏对影响两者关系的权变因素和中间变量的探讨。为了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内在联系,研究以2013-2015年501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出发,选择营销这一与企业价值密切相关的经营活动,首次将营销竞争力作为中介变量展开分析,同时检验了企业提高顾客意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作用机理的概念模型,并使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实: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向相关,而营销竞争力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顾客意识正向调节了CSR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但这种效应仅在广告强度代理顾客意识时体现。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实现顾客忠诚度与营销竞争力的提升,经济与社会共享价值的创造。     

组织能力、国际创业与国际化绩效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热潮中,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制度逃离与制度套利双重视角,探讨新兴市场企业通过激进而冒险的国际创业(international venturing)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动机,提出高水平的技术能力与营销能力有助于企业在逃离母国制度限制的同时,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制度优势,从而有效提升国际化绩效。基于此,以国际创业为中介变量、环境扫描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而揭示不同组织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作用机理。结合我国150家制造类企业的双份调研数据与年报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技术能力与营销能力对国际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环境扫描对上述关系均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此外,国际创业在技术能力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环境扫描对这一中介效应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国际创业在营销能力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环境扫描对这一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环境扫描水平越高,国际创业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拓展了制度理论在企业国际化研究中的应用,对探讨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动机与绩效提升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视角,通过对民营高科技企业315名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探索了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战略变革前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跨界搜索在战略变革前瞻性和动态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跨界搜索正向调节了动态能力在战略变革前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发投资、政策激励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北大核心

研发投资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而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的研发投资.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类政策激励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研发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2)税收优惠在研发投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3)基于异质性考虑,从高质量发展战略前后、区域和研发强度三个视角进行分类研究发现,研发投资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前后均显著,而研发投资对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仅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后显著.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税收优惠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高研发强度企业和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显著.财政补贴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显著.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提高研发效率、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建议.     

外部危机情境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实证分析

面对美对华科技的打压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逆境冲击，企业能否实现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同向改进和协同发展事关高科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利用797家A股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研发创新对维持组织稳定性和提升组织灵活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创新促进了组织韧性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的促进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发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齐头并进，更有利于形成共生利益相关者关系，并最终成为组织韧性的助推器。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沉淀性冗余相比，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在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促进方面效应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外部危机冲击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积极影响，对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研发投入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品牌权益影响股东价值的实证研究

市场营销活动对企业股东价值的影响是品牌价值链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营销学者为了向企业经理证实营销活动能够为企业带来长远效益,不断探索各个营销环节和营销活动对企业股东价值的影响。从品牌的视角探讨营销活动对股东价值的影响,探索品牌权益对股东价值的影响途径和中介变量以及这些影响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以世界品牌实验室关于品牌价值评估的数据作为品牌权益的测量,以网易网站和东方财富网站的财务数据计算Tobin′sQ作为企业股东价值的测量,采用2005年～2007年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品牌权益能够正向影响股东价值,企业利润是品牌权益和股东价值的中介变量,品牌权益对股东价值的影响受企业所在行业的调节。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4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的互动机理,检验公司治理在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公司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CEO权力异质性视角下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结合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一个权变的观点,即外部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受企业CEO权力水平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并选取2010~2013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对于高权力CEO的企业,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拥有较高资源禀赋的企业,政府资助对其创新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CEO的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和所有制权力均对政府资助与研发投入两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声望权力不具有调节作用;对于CEO权力水平高或者资源禀赋高的创业板企业,政府资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建议政府资助政策可以适当向这类企业倾斜。     

基于经理自主权的企业R&D投入决策模型及实证研究

在Gonzalez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经理自主权变量研究企业在R&D投入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模式,模型不但能够解释企业R&D投入水平高低的决策,还可以解释企业R&D活动启动与否的决策.理论分析与实证数据表明,由于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偏好和利益存在差异,经理自主权水平的不同对企业R&D投入决策结果将产生显著影响,对于经理自主权越大的企业,启动R&D活动的概率越低,且R&D投入水平越低.就R&D投入现状而言,中国企业的经理自主权普遍偏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企业治理结构中内部制衡的弱有效性,导致以经理为代表的内部人过度控制企业.因而适度控制经理自主权、合理安排经理与股东之间的权力配置是保证有效R&D投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     

双元环境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影响组织创新的中介机制：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当前,环境不确定性已成为组织发展常态,而推动组织创新则是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关键。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400余家科技研发企业的多源问卷调研发现:首先,外部互动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创新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在研发企业初创期与发展期均不起中介作用,在成熟期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次,决策参与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创新绩效间不起中介作用,但在发展期起部分中介作用;再次,外部互动与决策参与交互影响组织创新绩效,高互动—高参与组合下,组织创新绩效较高;最后,双元环境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创新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企业初创期不起显著调节效应,在发展期与成熟期起显著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组织学习一致性对组织创新绩效影响的匹配效应,以及双元环境在组织不同发展阶段资源转化进程中的协同效应。     

基于员工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工作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三者之间的研究模型,并基于员工视角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员工、消费者和环境3个维度,将组织认同分为认知、评价和情感3个维度,发现企业对员工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工作投入均呈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履行环境责任对工作投入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可通过情感性组织认同对工作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非负担,而是提升员工工作投入度和向心力的重要内部行销工具。企业亦有必要加强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部宣传,这样既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从文化情感上吸引员工,又可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     

谦卑领导行为与下属工作投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谦卑领导行为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个广受研究者和管理实务者关注的领导主题,其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有待更多实证研究的深入探讨.基于自我概念衍生理论视角,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375份员工数据,在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和问卷信效度的基础上,通过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程序,考察谦卑领导行为对下属工作投入的影响,并探讨下属组织自尊的中介作用和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谦卑领导行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下属的工作投入;下属的权力距离在谦卑领导行为与下属工作投入关系间发挥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对于高权力距离的下属,谦卑领导行为对其工作投入的积极影响更强;下属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通过下属组织自尊的中介实现,当下属权力距离较高时,谦卑领导行为通过下属组织自尊的中介对其工作投入产生的积极影响更加强烈.     

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风险资本在支持创新创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风险资本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风险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影响企业管理层行为决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风险资本对并购决策、员工管理和代理成本等方面的影响,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基于逐名假说,从利益冲突的视角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状况的影响,并从资本来源和声誉异质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不同特征风险资本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以及风险资本退出的经济后果。选取2010年至2016年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使用OLS回归、调节效应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风险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资本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外资风险资本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高声誉的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的,风险资本主要抑制企业的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并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资本退出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显著增加,除股东责任外,还提升企业在其他维度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良好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环境能够降低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通过处理效应模型、倾向匹配得分法以及重新测量研究变量等方法,在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社会责任角度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深入分析影响的动机和机制,支持风险资本逐名假说和利益冲突假说。从金融中介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补充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经验证据。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大众对风险资本作用的认知,为企业选择风险资本以及国家完善风险资本经营管理办法提供经验证据。     

制造企业服务化、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服务化是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而研发创新投入有助于企业产品技术升级与价值链攀升。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技术密集型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研发创新投入正向调节“服务化-绩效”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悖论拐点约在服务化程度为0.47时出现,但研发创新投入可以延缓服务悖论到来;相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服务悖论拐点滞后,但研发创新投入对缓解国有企业服务悖论的效果更佳;通过不含季节性的Holt-Winters加法指数模型预测,短期内中国不会出现服务悖论。研究成果揭示了服务化与研发创新投入是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拓宽并丰富了提升制造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