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融资约束与绿色技术创新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汽车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推广政策诱发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但更偏向于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推广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可以强化融资约束在推广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只能加强推广政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外,推广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具有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和地处高市场化环境下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投资者情绪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视角,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文献和经验证据,也为政府精准施策及企业有效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基于金融CGE模型的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短中长期影响分析

十二五将节能环保作为一大关键主题, 中国将更多地使用市场经济手段治理环境, 与命令-控制手段互为补充。绿色信贷政策是其中重要的金融政策。本文从绿色信贷政策中对"双高"行业实施惩罚性高利率这一市场化的利率政策入手, 利用中国2007年SAM表, 部分行业主要上市企业年报, 2006年及2007年资金流量表及金融年鉴数据, 建立一个加入金融系统的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刻画绿色信贷政策的传导路径, 定量测算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系统性影响。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抑制目标行业的投资行为, 并在短期、中期内能减少造纸业、化工业产出。在长期, 目标行业投资、产出回升, 抵消绿色信贷对抑制目标行业产出的效果。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瓶颈及改进措施

当前,在全球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下和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我国实施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得到了金融业的重要支持。绿色金融就是以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的最有力方式之一。本文阐释了绿色金融的含义及作用,对我国的绿色金融实践给予概括,总结出绿色金融的发展受到融资管理瓶颈、金融制度瓶颈的阻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改进措施:创造绿色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设立环保基金、构建绿色信贷体系、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加强绿色金融的监管。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被视为推动碳减排直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体现为显著降低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在东部地区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应继续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强化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绿色金融政策,以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绿色信贷能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吗?

基于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自然实验平台，本文系统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影响，验证了信贷机构在环境保护中的监督治理职能.研究表明，试点区域的信贷机构，运用金融杠杆，通过信贷惩罚机制，将外部污染成本内部化为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有效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并且，这一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环境监督效应依赖于基础制度建设，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绿色信贷政策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环境责任的表现.最后，本文证明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量，促进绿色经济的实现.本文验证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扩充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同时响应了十九大报告中“发展绿色金融”的文件精神，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碳交易是否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2005-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路径及非线性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交易通过提高环境责任履行度、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检验发现，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碳交易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对此，提出优化碳排放交易试点机制配套措施、提高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意识、多部门联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几点建议，以期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向。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大量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的关键问题，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低碳相关政策的支撑手段，对顺利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影响。从产业结构升级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两方面阐述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计算碳排放效率数据并分析其时空演变过程，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可显著提高碳排放效率而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无影响，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时间窗口和缩尾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结果表明，该效应在碳排放交易权政策试点省市显著而在非试点省份不显著；机制检验证明产业结构升级和碳强度降低在其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提出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以数字金融和企业绿色创新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阻碍。因此,加强政策支持,优化数字金融服务,提升数字金融创新能力等成为数字金融和企业绿色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政府补贴会让绿色认证机制更有效吗?——基于市场演化的视角

加快建设绿色认证机制是助推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针对当前很多地方政府采用补贴激励企业申请绿色认证的现象,本文首次从演化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的不同模式对绿色认证机制有效性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只有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长期并且较高额度的补贴才有可能提高绿色认证机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现实中较为普遍的低强度补贴反而会加大绿色认证被市场淘汰的风险,恶化行业环境绩效。与补贴相比,加强认证机构监管和降低认证费用是提高绿色认证机制有效性的更好政策,加大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披露力度则会产生相反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从缩小补贴的行业范围、建立多元化的认证机构监管机制、促进认证行业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以及避免环境信息披露陷入“坏消息”定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内和瑞士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及其对成都的启示与建议

构建新型金融框架,以绿色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全球性命题。当前,瑞士等发达国家已积累了丰富的绿色金融实践经验;我国也率先提出全球第一个系统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在贵州等五省(区)设立绿色金融区域试点,进行了富有特色、卓有成效的地方实践。通过梳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总结瑞士先进经验,梳理国内试点城市特色实践,为成都深入发展绿色金融提出切实的政策建议。     

多主体参与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均衡及稳定性

构建由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策略选择对系统均衡策略影响的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行了实验模拟论证。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其中,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和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驱动博弈系统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重要动力。（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均衡状态（1,1,1）和均衡状态（1,0,0）下,通过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均衡状态（1,1,0）下,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提高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效果较为微弱。     

德阳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枢纽,经济和环境之间的重要桥梁,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绿色金融发展的必要性,然后深入分析了金融支持德阳绿色发展的现状问题,最后提出了金融助推德阳绿色发展的现实路径和政策举措。     

一般均衡理论视角下绿色金融的减排效应研究：从模型构建到实证检验

绿色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科学、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将经典理论与最新前沿相结合,提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帮助碳减排的理论假说。构建带有碳排放约束并内生减排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提供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影响,指出支持技术创新是绿色金融发挥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注重金融资源的实际用途,有效支持减排技术更新,比单纯限制高排放行业的金融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同时,理论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最优规模。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统筹规划,避免金融“过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差异化与企业竞争力——基于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以2011-2016年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差异化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同时分析企业规模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各个组分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产品差异化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产品差异化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四个组分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产品差异化在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中起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为解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内在机理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新角度。     

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对市场制度和环境制度的检验发现,当市场制度较差、政府监管较强、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机制,在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和企业绿色创新,且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短期方式相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种长期方式的机制效应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

基于中国2011-2020年省级数据，研究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性呈动态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存在“东高、中西低”的特征；两者协同发展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且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协同驱动效果；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在两者协调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双向联动，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推进”效应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     

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影响吗？

在中国亟待发展绿色经济的背景下,本文从非正式制度框架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8—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者自利以及组织战略变革是三条潜在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环境规制强度、行业污染程度以及文化冲击强度的大小而存在差异。此外,儒家文化所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本文不仅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为业界如何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指导意见。     

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政府市场规制、产品消费选择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现实情形下系统的均衡策略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因素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即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分别为(市场规制,不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绿色产品)。(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第一种均衡状态下,产品的基础价值、绿色偏好收益、绿色消费意识和产品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主要因素;在第二种均衡状态下,政策收益、规制成本及产品市场需求量是影响政府采取市场规制策略的主要因素;在第三种均衡状态下,绿色技术创新补贴系数、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影响企业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方向和边际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理论提供参考,也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借鉴。     

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偏好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效果受到规制工具种类选择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考虑成本最小化，企业存在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开展何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权衡。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价格型规制与数量型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进而采用嵌套Logit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价格型规制工具更多地作用于污染末端治理，而数量型规制工具则倾向于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作用受到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具有异质性效应。价格型规制工具往往通过治污技术引进降低污染排放，而数量型规制与命令型规制则更有利于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3)价格型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命令型规制工具仅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域异质性，并没有影响偏向的异质性。各种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与规制工具异质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