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为企业提质增效了吗？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政策转变与影响的异质性，发现：（1）减税降费力度的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2）减税降费通过人力资本激励和创新激励两条路径为企业增效提质，进一步从员工规模、职工薪酬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分两阶段考察，由碎片化向普惠性的政策转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规模、行业、产权等异质性。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0—200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 而当多个大 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稳健性、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资产减值视角

文章借鉴了Basu的会计稳健型测度方法,将其中EPS替换为资产减值的代理变量,用以从资产减值角度来考察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如何通过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最终影响到企业价值。通过带有会计稳健性和新增投资交互项的多元回归,从而得出结果:对于投资过度企业,稳健性有利于缓解投资过度;对于投资不足的企业,稳健性则会恶化投资效率。进一步地,投资过度的公司,稳健性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公司价值;而投资不足公司,稳健性恶化投资效率从而降低公司价值。这也提示我们,会计稳健性并非总是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与风险防范

具有持续针对性、成本降低性、长期持久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无疑会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也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不仅财政赤字规模在未来三四年内会扩大,而且财政收入体系的法治化程度会有所削弱。为了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同时又要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政健康发展,必须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其中更具有针对性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财政整顿策略,精简机构,削减财政补贴,控制社会福利性支出增速;加强财政治理,全面实施中期预算和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工作;实行税收支出预算,真正形成经立法机构审批、监督、检查的"第五本预算";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提高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     

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债务异质性表现为企业债务具有不同的规模结构、期限结构和来源结构,而债务来源异质性为研究投资扭曲问题(包括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以2008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类分析方法证实中国上市公司中债务来源异质性较为普遍,构建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指标,选择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较高的样本(研究样本)和较低的样本(两组随机样本),对研究样本与随机样本配对后形成的样本进行组间比较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与企业投资扭曲程度显著负相关,即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企业投资扭曲程度越低;企业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投资过度程度和投资不足程度均越低,且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的约束程度介于其对投资过度和对投资不足的约束程度之间.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债务来源的多元化程度越高.研究结果对约束企业投资扭曲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商业信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双向治理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债务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非常关注。理论分析认为,债务来源差异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同。但已有研究忽略了这种异质性,或将债务等同于银行借款,并且缺乏对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债务治理的角度,考察商业信用这种债务来源对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将商业信用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投资不足领域,同时关注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类非效率投资问题的双向治理作用。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提出商业信用能对非效率投资发挥双向治理作用的研究假设。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从理论上证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为验证商业信用对非效率投资的双向治理作用提供实证支持。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商业信用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考虑到在RICHARDSON方法的测量下,几乎所有公司的投资都是非效率的,因此借鉴XIAO的研究,认为同时满足两种非效率投资测量方法的观测值才能定义为非效率投资,即实际投资水平与正常投资水平的拟合值之差大于0(小于0)且存在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倾向的样本才能被定义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        研究结果表明,商业信用不仅能抑制过度投资,还能缓解投资不足,从而对非效率投资问题发挥双向治理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控制其他负债来源或改变非效率投资样本的划分标准,并不会改变主要结果,表明实证结果比较稳健,商业信用能对非效率投资实现双向治理,改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环境亟待改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仍能对非效率投资实现双向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商业信用的制度性安排,以强化商业信用在中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中的作用,上市公司则有必要进一步重视商业信用,发挥其在融资功能之外的非效率投资治理功能。     

股价信息含量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股价信息含量代表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其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以股价波动同步性作为股价信息含量的度量指标,在借鉴Richardson模型计量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基础上,以2001年～2008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视角研究股价信息含量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随着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企业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还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证券市场信息效率的提高可以改善资本的配置效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证券市场信息效率对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作用的微观机理.     

管理者权力、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在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时,多停留在代理成本视角和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约束"视角,沿袭的是现金流量分析思路,忽视了控制权因素的影响。该文基于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结合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从管理者权力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管理者权力、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检验发现,会计盈余质量的提升可以明显缓解管理者的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提高投资效率,但管理者权力的存在会弱化会计盈余质量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根据市场化进程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管理者权力对会计盈余质量的调节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低的样本组表现得更显著,说明了制度环境对管理者权力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企业在重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优化投资决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管理者权力的影响,应通过合理配置企业的权力结构,以提高投资效率。     

非标准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文章利用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5年数据,检验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以下简称“非标意见”)对公司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就投资规模而言,非标意见会导致公司投资规模显著降低;就投资效率而言,非标意见可以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提高投资效率,但其也会加剧投资不足从而降低投资效率。因此,非标意见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是不同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非标意见对投资的影响与公司产权性质、所在地区金融环境、融资约束有关。并且,非标意见对投资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此外,不同类型的非标意见对投资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其中,无法表示意见对投资的影响最为明显。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研究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未受产业政策鼓励或未受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公司,受产业政策鼓励或重点支持公司的政府补助、长期负债较多,且该结果在省委书记或省长任期较长条件下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公司政府补助、长期负债越多,其投资水平越高,投资效率越低,过度投资程度越高;进一步地,相对未受产业政策鼓励或未受产业政策重点支持阶段,受产业政策鼓励或重点支持阶段的公司政府补助、长期负债与投资水平(投资效率)的正(负)相关关系更强,过度投资也更为严重。研究表明,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偏好基于国家产业政策,为本地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然而,政府与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引发公司过度投资,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本文不仅为产业政策实施的负面效应研究提供了证据,还拓展并丰富了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投资行为、产业政策与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本文研究结论对产业政策实施的市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税体系构建探析 以河北省为例

<正>健全地方税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和有效举措。随着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实施,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导致原有的地方税体系弊端进一步凸显。本文在分析减税降费现状及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基础上,以河北为样本,从加快地方税法制建设、完善地方税税制结构、推进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构建税收共治格局等方面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的建议。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职工薪酬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企业职工薪酬同时具有劳动力特征和重大现金流特征,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以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职工薪酬、工资刚性对我国上市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职工薪酬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是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工资刚性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     

海外上市地点和企业投资:纳斯达克、香港、新加坡上市企业比较

本文研究海外上市地点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香港和新加坡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相差不大,而纳斯达克在这两个方面均存在显著优势。良好的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可以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缓解企业面临的代理问题,从而减少企业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的行为。与此相一致,我们发现相比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而言,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低,规模小、上市时间短、应计项高、杠杆率低的企业受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纳斯达克上市既可以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也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过度,这表明纳斯达克信息环境优势和制度环境优势共同作用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     

市场化进程下高管薪酬契约的业绩指标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政策更加偏重利润指标;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非财务指标考核没有加强。事后的经济后果的验证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经理人与会计利润相关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而相关的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并没有提升。通过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的企业行为研究,说明市场化进程的确能够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但是不能促使企业承担更多安全生产、环保方面的社会责任。     

集团控制、融资优势与投资效率

本文在企业组织理论与投融资理论相融合的统一分析框架下,从集团融资及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这一路径考察了集团控制及其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成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我们发现:集团化运作能通过多种途径放松成员企业的融资约束;而集团控制所带来的融资优势对成员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因资金来源的增加而缓解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却因整体融资能力的增强而加剧过度投资。进一步分析显示,产权异质性对集团资源配置效率有重要的影响。集团化运作的融资优势在私有产权控制的集团公司中得到最大发挥,具体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而地方政府控制的集团公司则容易利用低成本融资进行过度投资;中央政府控制的集团公司融资优势不明显,过度投资程度也较轻。上述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的理解企业集团的"光明面"与"黑暗面"。     

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综述——基于委托代理的视角

基于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西方学者研究指出,在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之间代理冲突的条件下,内部现金流(或者说企业净财富)、资本结构等融资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并最终导致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西方学者的观点对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中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